说实话，母亲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人，但并不工于女红。她出生在延安城市场沟，几岁时父母便相继去世，跟着两个赶马车的兄长跌跌撞撞长大，既无暇工习女红，也无人进行这方面的指教培养，结婚后，从家无隔宿粮的城市贫民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直至生儿育女独立门户，才进行这方面的技艺学习，使我们能穿新戴净走在人前，也着实不易，一些婆姨哂笑针行不齐，针脚太大，她毫不理会，说：只要我娃不露肉受冻，能吃饱穿暖，我就心满意足了。
从记事起，母亲从无有闲暇歇息，每天收工回来侍奉全家人吃了晚饭，洗了碗筷，喂了猪鸡，已是暮色沉沉，便又点了煤油灯，拿出针线箩筐，凑近忽闪忽闪的如豆灯光，一针一线，或给我们缝补衣服，或改老大的衣服老二穿。那纳鞋底最为耗时费力。右手无名指戴上顶针，锥子在鞋底一攮，头号针纫着细麻绳从锥眼中“呲溜”一下拉过，绳缠手上拉紧，有时眼小针穿不过去，便用顶针从针尾顶出鞋底，再用针钳夹住针尖拉过。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光洁白净的线绳渐渐取代了自搓涩硬的麻绳，纳鞋底便鲜用顶针、针钳附助了。有人或许要问鞋底为甚如此难做，这还需我赘言一二。我家通常把吃过捞面的稠面汤当做糨糊（我们称作粘子），在案板上刷一层，糊一层布片，以此往复。这些布片是各种烂旧衣服拆洗的，虽然花花绿绿，但是绝对没有红布，老辈们流传下来的说法，若做鞋做了红布，便会串门子钻草窑，辱门塌户，意即生活不检点，故老人特别忌讳这一点。布糊到十多层，太阳下晒干或炕上炕干，从案板上完整剥下，炕在炕席下始终保持干燥待用。这些厚布片叫袼褙。它大致有三种功用：鞋底、鞋帮、鞋垫。纳鞋底需用袼褙三至五层不等，条件好的，讲究的，在纳时要裱一层白布，而鞋帮一般用袼褙一至两层，外则多用条绒，男人是黄、蓝，女人绿、蓝，内帮则多是白布或蓝布。缝合鞋底和鞋帮，叫“上鞋”，用麻绳或线绳，锥钻，针穿，钳拉，使其合为一体，成为鞋。鞋垫一般用一层袼褙，面为白或蓝布，而里子大多保持袼褙原样，若有用新白布或蓝布，那就很奢侈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家乡用鞋垫的还比较少。一般是姑娘给小伙的定情物，除此以外只有少数干部将这缺物踩在脚下。这也难怪，试想衣旧鞋破，却垫鞋垫不是笑话吗？鞋垫上用各色丝线绣着鸳鸯戏水或牡丹斗妍争春等各种富有寓意的图案。我家在农村算是富裕，且母亲又比较讲究，也是在我们成年后她在缝纫机上才做的，无任何图案，记得母亲给我们还做过袜垫。现在的人大多不晓此为何物。父亲将羊毛捻成细线合股织成天然色的毛袜，为了耐用保暖，在袜底缝制包足根的两层白布，便是袜垫。这种东西，我不只已有三十多年不见，就是它的样子，也是行笔至此才又想起。
做成一双鞋，于母亲也算一项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工程，于我们则并不怎么渴望拥有，因为不管工程迟早竣工，交付使用只在春节前或出远门走亲戚时。对于新鞋我们爱恨交加，足登新鞋是一件荣耀的事，可引来同伴甚至大人们羡慕的目光，但鞋底梆硬，绳头垫脚，鞋把足踝铲得红肿，甚至流血烂肉。古人定是饱受足痛之苦，便发明了鞋旋。鞋旋由鞋舌、鞋根和木楔组成，通常鞋舌和鞋根是固定的，中间木楔调节大小，而后用榔头敲击，将鞋撑大，放置数日，拆掉鞋旋，则可上脚穿行了。
母亲的这个小箩筐，让幼时的我，感到神秘，甚至仰视。母亲不允许我们随便翻动，把它搁在高处，甚至锁入代表她在家庭至高无上权力的朱漆木箱内。当时，我还有些怨怼，但及至年齿渐长，知晓了事理，方知母亲是恐这些虽不值钱但关乎到全家人生计的物件若有缺失，要舍脸向人求借，而好奇心驱使，好动的我们，会被针、锥、钳伤了身体。随着我们从乡下到城里，从窑洞到楼房，栖身之处的一次次搬迁，这些物件的命运随之改变，我们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在有意与无意间丢失了一些本真，而有些丢失的却永不再现，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也是人类的命运，母亲小箩筐的这些物件诚如是也。
我不知道这些物件是否已回归泥土，或弃之墙隅，聆听虫鸣风咽，抑或被收藏家视若珍宝，摆放民俗馆供人展览。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历史向前，大多充当着配角，但有责任将历史滚滚车轮下的这些瓦砾收集记录下来，告诉后人，也提醒自己，我们的母亲们曾拥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记录着过去，记录着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