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唐太宗问身边大臣：“创业与守成哪个难？”房玄龄回答：“建国之前，与各路英雄一起角逐争斗而后使他们臣服，还是创业难！”魏征则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是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守成更难！”
唐太宗之所以问“创业与守成哪个难”这个问题，显而易见的是，他很希望能够将大唐王朝世代相传，避免出现如隋朝那样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情况。而作为他十分信任与重视的两个大臣房玄龄与魏征的回答截然不同也不奇怪，这是因为前者对大唐王朝而言，其功劳主要体现在创业上，后者则主要体现在守成上。或者说，他们两人或许都有意无意地想强调个人的贡献，所以，针对同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那么，针对这两位大臣的回答，唐太宗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房玄龄与我共同打下江山，出生入死，所以更深刻地体会到创业的艰难。魏征与我共同安定天下，常常担心富贵而导致骄奢，忘乎所以而产生祸乱，所以懂得守成更难。”——唐太宗的回答，回避了创业与守成哪个难的问题，而强调的是因为房玄龄与魏征由于他们的经历不同，所以认识也不同。对于这样的回答，我们自然可以说唐太宗这是在捣糨糊，但这样的捣糨糊，乃是一种政治智慧——在两位朝廷重臣中找寻平衡的智慧。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太宗接下来说的另一番话：“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在这里，唐太宗用“既已往矣”一句，将已经成为过去的“创业”轻轻带过，而把今后的“守成”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突出强调他与大家要一起慎重地对待人与事——这里面，既有他的自我要求，也有他对臣子们的要求，亦即希望君臣一心形成合力。而这，恰恰是国运久长必须做到的重要一条，也是唐太宗眼下最为关心的。
既然唐太宗已经把话题的重点悄悄转移了，那么，对于房玄龄等人来说，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在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问题上纠缠。于是房玄龄等人适时转向，把探讨问题转向了对唐太宗英明伟大的赞颂上。他们一边行礼一边说道：“陛下说这一番话，是国家百姓的福气呀！”——作为国君，能够保持相当清醒的头脑，希望君臣一心，善始善终固然值得我们一赞，而作为房玄龄们能够跳出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争论，充分肯定唐太宗的说法，借机强化做国君的应该把国家的安危放在首位，从这里面，我们也足见其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