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那天是我的“大手术日”。
一般人很难理解“大手术日”的医生：聚集所有的精神来迎接一整天在导管室的奋战，穿着沉重的铅衣，裹上重重的手术衣，穿刺、置管、进导丝……中间会有失败，再失败，汗湿重衣，最后，我会把预定的目标完成，迎来疲惫中的收工。此时天已经黑了，在导管室门外守候的病人家属迎着我说：“辛苦了，医生。”那一刻，复杂难言的小小快感，会像电流一样，通过我的心脏。
“大手术日”很累，是一个星期中最累、最紧张的一天，但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导管室是心内科医生的战场。当天需要做手术的病人，会一个接一个地等在大手术室的门口。他们眼睛里的期待、紧张，让我们科室的医生养成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习惯：绝对不能在“大手术日”那天迟到。
父亲的胸痛，在“大手术日”的早晨来得特别剧烈。做心电图之前，我就猜到结果了——又一次急性心肌梗死。开车送他去医院的路上，我的内心像被马蹄踏过的泥浆路，一片狼藉。
我不可能为自己的父亲做介入手术。并不是不会做，急诊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也是我平日里经常参与的常规操作，但是尖锐锋利的针穿下去的，是父亲的血管。皮肉之间神经锋锐的痛觉，他的痛，他的退缩，就像痛在我身上。当痛苦的声音在叫喊，那是多少年早晨送你上学，晚上接你回家的熟悉的声音……我没有勇气在看到连串的室颤波时坚决地下达指令——“异步200J，除颤！”——不！……
我是一个凡人，血肉相连的痛觉，会通过基因，通过无所不能的神经末梢，让我战栗。即使身为一名成熟的心内科医生，我也无法镇定如常地操作。
能把“大手术日”推后吗？恐怕很难，业务繁忙的介入手术室，影像科技师、麻醉师、上台护士、负责器械的技术员，多少做辅助工作的同事众星捧月一样协助一台手术，站在主角的位置上，我就像船长，需要对全船负责。
手术室门外，预约好的十几个病人正在等候：他们在前一天抽了血，做了各种术前检查，从前一晚开始禁食，让子女请假陪伴，在清晨更换了手术衣，准备把自己的肉身交给不熟悉的你。
在“大手术日”的前一天，介入科需要这间手术室治疗大隐静脉曲张；在“大手术日”的第二天，血管外科需要这间手术室来给主动脉夹层的病人放置大血管支架……你看，在工作量满负荷的医院里，“大手术日”的工作就像不偏不倚“嵌”在那个时间的凹槽里，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推后。
我扶着父亲到病床上躺下的时候，已经脑补了无数可能会出现的痛楚、危险、纰漏。层层焦虑包裹着我，忘记了带他的医保卡，忘记了每日必带的包和钥匙，慌乱的程度和大多数陪父母来医院看病的儿女无异。关心则乱，我必须把他交给医生——那些往常和我一样，镇定而平静地完成高难度介入手术的同事。
孙医生给父亲做完心电图，没有看我，没有把图纸递给我，也没有像平常一样，和我一起面对一幅心电图交换彼此的判断。
“我会做好的，放心。”不容置疑的语气已经让我明白，那的确是又一次心肌梗死，我的父亲需要急诊介入手术。握着父亲的手，感受着那种粗糙的血脉相连，我点了点头，对孙医生说：“交给你了，拜托。”不敢再停留，我把父亲的生命，交托给我信任的同行。
孙医生是我的战友，我们曾无数次配合、协作、讨论、尝试……我深知他的医术和水平。此时此刻，毫无疑问他会处理得比我好，他会剔除七上八下的慌乱，剔除休戚相关的痛楚，把技术平静地发挥到最好的状态。
走进导管室，戴口罩、戴帽子、洗手、调整手术床、调整无影灯……把翻腾的心情，从惊涛骇浪压抑到波澜不惊，在仪式感一样的程序中，恢复我从一个慌乱的儿子，向“医生”走去的脚步。今天，是“大手术日”。多少个病人家属在手术室门口，等着我对他们说：“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