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进行得很顺利，血管穿刺置管，稳定如常；导管的到位，稳定如常。心脏电生理是我熟悉的专业领域，每一项操作，我都充满信心。
我生命的另一部分，在寂静的空间，倾听隔壁手术室的声音。介入手术室的隔音配置和环境，不可能让任何声音从那边传过来。我不知道他们开始了没有，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一步了。哪一段的血管出现了堵塞？能不能通过导丝？血管复通造成的心律失常有没有出现？
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倾听，在等候。但是，所有的精力、能力、注意力都专注在眼前的手术台上，在我视线所及的蓝色无菌单遮盖的病人身上。
发挥如常，顺利做完第一个手术。手术间隙，隔壁介入手术室做助手的同事迅速地跑过来对我说：“已经在进支架了，顺利！”
像所有等候中的儿女一样，我呆立在手术室的感应式移动门前“哦”了一声。理智的手，把无纺布口罩绞了又绞，阻止冲动的脚触碰感应器的开关。
我是一个儿子，就不应该从那个门进去，站在父亲的手术床前，用关心则乱的情绪去影响正在手术的医生。孙医生的团队正在操作：扩张冠脉，抽出血栓，送入支架……或许会有恶性的心律失常，需要电击除颤。这个过程需要纹丝不乱的镇定。
我是一个医生，就不应该从那个门进去，带一身惶惑和无助回来，一个马上接手术的医生，更需要纹丝不乱的镇定！
我在过道里的踏脚凳上坐下，墙上的钟和我的心跳一样，走得沉重而缓慢。助手李医生、放射科技师、上台护士，几个人的视线都在我身上。
他们不约而同地放慢手里的速度，整理器械，打印报告，没有急着把下一个病人推进来。在那漫长的20分钟里，我用一个姿势，呆坐在踏脚凳上，感觉自己快要成为化石。
“顺利！”戴着口罩的孙医生跑过来，探了一下头，做了一个“OK”的手势。他那边结束了，父亲安全了！我的心重重地震荡了一下，从喉头回到胸腔里。
深吸一口气，回到我自己的位置再次开始：戴口罩、洗手、穿手术衣、戴手套、铺巾……熟极而流的无菌规范，有着仪式化的郑重。这一切都在提醒我，把所有的情绪都消灭在蓝色的无菌手术衣下，放空一切思绪，像上战场一样……
父亲安全了。我也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些坐在导管室外面的病人和家属，都在等着我告诉他们“顺利”。我镇定如常，手术一个接一个，直到结束。这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一天，两个角色，同时重重地落在我身上。
“怎么样了，我爸爸还好吗？”最后，在收工、脱手套的时候我问道。“他很好，已经稳定了。”孙医生从身后重重地握住我的手臂。我没有摘下口罩，眼泪在口罩的掩护下，狂涌而出。我不敢抬起头来，怕人看到，眼泪从口罩里狠狠地流下，淌在面颊上，渗到嘴里。
感谢老天。后来，我的父亲慢慢好起来了。后来，像所有手术后的谈话一样，孙医生用医生的姿态告诉一个病患的儿子，父亲在介入手术时的整个过程。我说不出一句感谢之语，怔忡之间往常最熟悉的一句话溜了出来：“辛苦了！”
后来，我意识到，那个普通的“大手术日”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
身为人子，我把所有的托付全权交给了医生；身为医生，我在任何状况下，都没有辜负病人子女的信任和期待。上天把两种感觉同时带给我。医学伦理学教过我们，医生应该具备“专业精神”，医生的职业道德，应该具备“利他的精神”。
站在手术室门前，撕扯着口罩的那一刻，坐在踏脚凳上等候的20分钟……工作了20年的直觉告诉我：那是我在那个清晨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