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听一个朋友讲她姨母的故事。
这位姨母多年前离了婚，因为她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女儿的抚养权判给了前夫。第二次婚姻，她嫁给了一位离异的男人，从此平平淡淡地生活了二十年。
说是平平淡淡，是因为，婚姻的裂痕只隐藏在两个人之间，外人根本无从看见。她没有什么朋友，与亲戚们也一向疏于往来，大抵是觉得这些人情交往浪费时间和金钱。或许她生来内向，抑或很享受这种离群索居的封闭状态。她厨艺不错，家务方面也堪称勤勉，但随着夫妻二人相继退休，鳏居的公公日渐年迈，丈夫决定搬去照料老人的日常起居，她则留在原来的房子里独住。
她第一次发病，是在冬天。凌晨三点，她跑到街上打110报警，声称有人到她家里要杀死她。
或许那并不是第一次。或许此前的种种异常，那做丈夫的始终不曾声张。
警察询问了事由，叫她丈夫来把人接回去。丈夫找妻子的女儿和姐姐商议，三个人都觉得有必要到医院做个检查。医生的诊断是被害妄想症，要家属督促其按时服药，必要时住院治疗。
但是此后，类似的情形又发生了几次。附近有建筑施工，噪声扰民，她曾打电话举报，随后又疑心自己遭到施工方的报复，并认定楼下的几个人正在监视她，家里的水也被投了毒。这样过了两个月，附近的派出所民警都认识她了。可女人始终坚称自己没有病，当然也不肯服药。女儿和姐姐无法全天候守在她身旁，做丈夫的遂提出住院医治，女人坚决不同意。
如此僵持了几个月，做丈夫的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离婚，要么住院。二选其一。
女人不想离婚。她每月的退休金只有三千元多一点，需要丈夫每月资助二千元。而且，离了婚，她住在哪里？女儿刚刚成了家，她不想成为女儿的负担。
听到这里，我心下一惊。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住着别人的房子，还需要对方每月资助我生活费，而我的存在无法为对方提供任何价值，那么在潜意识里，我恐怕也免不了会生出被害妄想症的吧？
甚至——我恶毒地想——也许正是这位丈夫，暗中制造了种种恐慌？毕竟，就现实利益而言，他存在这个动机。
我不能理解的是，一个连亲友间的正常往来都舍不得花费的人，既不外出旅游，也未豢养宠物，在不需要支付房租的情况下，仅仅是每个月的基本生活费，怎么会需要五千元之多？要知道，在这个城市，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也不过三千元出头而已。
没有积蓄、入不敷出，整个生存状态如一株寄生的藤，却又没有培育出足够亲密和可供依赖的宿主——这样的人生，也真的是无解的吧？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自己去咨询律师。律师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想离婚，她的病情反倒于她有利。所以，现在她承认自己有病，答应吃药，但坚持不肯住院——她听说过，那意味着可能要接受电击治疗。
我说：有没有想过，她也可以选择离婚，要求对方一次性支付一定数目的赡养费——估计她丈夫也愿意如此。也许她病情的源头，正是这场形同陌路又不得不捆绑在一起的婚姻？说不定，离了婚，她内心的不安和恐惧悉数消散，这病也就不治而愈了呢。
朋友说，姨母最担心的，可能是自己一旦离婚，将来有事就全要依赖女儿，不仅让女儿心理上的负担加重，在经济上，女儿也难以承受，甚至会危及女儿的婚姻。
我说，如果是这样，她和普通的母亲并无二致，有着正常人的情感。而且她思路清晰，能准确地权衡利弊，那么是不是可以大致确认，她的精神并没有迷失？或许，她只是过分敏感，她所感知的世界与他人不同，却无法被周围的人认可和理解。
作家迟子建曾断言，必要的丧失是对想象力的一种保护。当我们面对精神失常者时，“他们的失神和超常状态其实是引起了我们自身的恐慌，他们那不顾一切、彻头彻尾的丧失令我们疑惑不解，所以我们认定他们有病”。而绝大多数疾病的症状，伴随有抑郁、焦虑、暴躁和惊慌，那么我们此时产生的这种恐惧和慌乱，是否也是一种病态呢？既然“正常”是以大众的普通人的行为作为尺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没有办法界定所谓的“精神病患者”就是有病的，他们只是游离于寻常思维之外的人，或者说是“精神漫游者”。
当现世中的门扉逐一关闭，他们在虚空的壁垒间找到了一丝缝隙，让自己的魂魄短暂地安身其间——这些出走者、漫游者，或许他们的魂魄太过柔软，因而需要一个更为致密的、坚硬的壳。
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梵高写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
而相对于彼此而言，我们，都是那个路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