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春秋时，着名的齐相、杰出的政治家及思想家管仲和晏婴就有着朴素的唯物思想和经济学理念，在治理灾害上不事虚功、务实亲民，为后世提供了有益借鉴，因此《史记》中也以“管晏列传”合为记述他们治国理政的事迹。
《晏子春秋·谏上》载，有一年，齐国遭遇大旱很长时间，齐景公召集群臣商议赈灾之法：“已经很久没下雨了，老百姓因灾荒而饿肚子。我命令占卜干旱的原因，是作祟的鬼怪藏在高山和水里的缘故。我想稍微多征一点赋税，祭祀山神，可以吗？”众臣没有人回答。晏婴上前劝谏道：“不可以这样做，祭祀山神没有益处。山神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下雨，发将要焦黄，身体也会暑热难当，它就不想下雨吗？它自身尚且难保，祭祀它又有何用？”齐景公又说：“这样不行，那就祭祀河神，可以吗？”晏婴回答：“也不可以这样。河神以水为国，以鱼鳖为臣民，天久不下雨，泉水将断流，河川也就干涸，这时它的国家将消亡，鱼鳖臣民也会干死，它就不想要雨水吗？祭祀它又有什么用呢？”齐景公说：“现在该怎么办呢？”晏婴说：“君主可以试着离开宫殿，住在野地里，和山神河伯一起为民祈雨，或许就可以求得雨啊！”
而同为齐相早于晏婴近两百年的管仲，对遭遇灾害却另有一番治理之道。在《管子·乘马数》中就有管仲对于国家遇有大旱大涝之灾的言论：“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意思是如果遇上大旱大涝的灾年，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务农，生计没有着落，则可以大兴土木修建宫室楼台，雇用那些家境贫寒、穷困潦倒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了君王观赏享乐，而是实行国家投入建设以恢复民生的经济政策。
管仲对待灾害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施以人力物力救助的赈灾之法，用的是刺激内需提供就业之策，激活了修宫室台榭所涉及的不同行业，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来使百姓有收入，显示了他治旱救灾的高明之处。同时，管仲并非推崇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而是指出君王不分“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侵占农民耕作的时间和精力、大举兴建楼堂馆所的奢靡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与他主张的遇严重灾害以修建宫殿拉动经济有着本质区别。
应该说，管晏二相治旱救灾的指向都一样，皆是救国为民。晏婴抓住的是君王这个关键，因为国之大者利害得失皆在主政者，如果灾害之下，胡乱施政、错发诏令，只会生灵涂炭，荼毒百姓，成为国计民生雪上加霜的乱源。因为齐景公并没有对症下药，救民于水火，而是意欲“稍微多征一点赋税”去祭祀山神河伯，如此救灾既用错了方向，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晏婴采取让齐景公“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的举措，也出现了“天果大雨”的奇象，然而这种象征性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救灾治旱。当然，能匡正主政者治国理政观念，主张施以德政、体恤底层民众已是难能可贵了。
与晏婴力主亲民仁政不同的是，有着经济头脑的管仲并不空谈仁义道德和理想，而是更注重以务实之策来治国理政。他主张的“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与当前我国为缓解新冠疫情下的经济现状，加大基建投入，扶持中小微企业，刺激内需、增加就业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通行做法如出一辙，也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乘数效应”不谋而合。不仅能让百姓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解决吃饭问题，同时又拉动内需化解因灾害导致的经济危机，无疑是睿智而富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