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丘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风云人物之一。一次，有人问丘吉尔的母亲，是否为自己有一个当首相的儿子感到骄傲。这位母亲回答说：“是的。但我还有一个儿子正在田里挖土豆，我也为他感到骄傲！”
我不知道这位母亲是不是在“作秀”，故意说也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或者是为了在两个儿于之间“一碗水端平”，才表示了为当首相的儿子骄傲以后说也为挖土豆的儿子骄傲。不过，对这位母亲的回答我仍然大感意外，因为按咱们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价值观，一个母亲，通常是不会为自己干着极为普通的事情的子女、是不会为自己当着普通工人、农民的子女骄傲的；如果不为之感到惭愧、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生活中，我听到见到一些为人父母者，无论如何也要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学。这本来是一件于国家、于社会、于自己都很好的事情。可是在他们的动机里，却有着强烈地要子女逃脱当普通工人、当普通农民的打算。这在那些自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身上，好像表现得更强烈。他们一心一意、竭尽全力、砸锅卖铁也要把子女供得大学毕业，就是为了子女不再像他们一样当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所以当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他们都感到扬眉吐气，既为子女有一个不再像自己那样当工人、当农民的好前途，又为自己脸上生辉。
这种惭愧、骄傲观（实际也是一种“荣辱观”）差不多已成了我们社会的一种共识。
这些年，救助贫困生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这当然是好事。一些大山深处的孩子，其热烈渴望上大学的动力就是为了走出大山，他们的父母也希望他们能走出大山，我们整个社会、包括那些捐助者也盼望他们走出大山。走出大山就是光明的前途，就是辉煌的人生；不走出或走不出大山这一生就黯然无光。而走出大山，并不是到山外当普通的工人、农民，才不是；这里的走出大山实际就是告别普通的工人、农民的身份和生涯。所以，一些贫困的山区，由于那里的孩子们自身的努力，由于他们父母对他们的奉献，由于国家的资助，由于社会的援手，上了大学的孩子一批又一批，他们也因而走出了大山，可大山里面的贫困却没有多少改变，没有因为他们获得了知识而改变。甘肃的会宁县，是个贫固县，却是一个高考“状元县”。这个县每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比一些富裕县还多，而得到资助的孩子也不少。按说，这个多年的高考“状元县”也应该是经济的“状元县”了，至少不能是经济上“名落孙山”的县——有道是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可是，这个县的贫困却并没有因为高考“状元县”而改变，仍然贫困如故，许多渴望上大学的孩子仍然嗷嗷待哺地需要和等待着资助。为什么？就因为考上大学的孩子们都走出大山了，他们学到的知识并没有用于改变大山里面的贫困。
谁也不能指责这些孩子及其父母的选择，谁也不能鄙夷这种“荣辱观”。当然更不能菲薄和否定那些希望和支持子女上大学的父母，不能菲薄和否定那些渴望和坚定上大学的青年，不能菲薄和否定我们国家、社会和个人对贫困生的资助。恰恰相反，还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笔者这里要说的是，存在决定意识，这种选择和这种“荣辱观”正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然而却不能因为是客观存在、是众人的共识便天然地正确。至少，我们应逐渐改变这种存在，同时应逐渐改变这种共识，使我们像丘吉尔的母亲那样，既为自己当首相的儿子骄傲，也为自己挖土豆的儿子骄傲。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做客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做农民是很光荣的。确实地，没有农民给我们种粮食，我们吃什么？但只从这个层面说当农民光荣，恐怕在许多人心目中还光荣不起来。要使农民（当然还有工人）在全社会光荣起来，在人们心目中真正光荣起来，就应使当农民、当工人者在收益上、在生活上、在身份上、在地位上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差。这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