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眼里，院士身上的光环与符号使得院士们不能自由地“卸套”，而异化为“老黄牛”身上的绳索了。在我看来，这事儿不好说怨谁，那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国的院士人数已超过一千七百人，新增选的院士，平均年龄不到五十七岁，最年轻的四十二岁。院士队伍整体上变年轻了，院士从来就不会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如果放开口子即便不降低标准，再增加一千七百人都不会让中科院为难。那么，能否让到了退休年龄的院士也能自由地“卸套”呢？
秦伯益院士晚年就希望能“到处走走看看，不枉此生”，便在七十二岁时提交了退休申请，因无先例，颇费周折，后经特批才获准退休。“年纪大了，精力有限，一个个任务给我，我现在有点招架不住”。沈国舫院士八十岁时想退休，单位的答复是：“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
其实院士也是个岗位，与战士、将军、工人、教师都是一样的，本不该是终身制的佛龛。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出台规定：院士年满七十周岁退休；个别因国家重大项目需要，最多延长至七十五周岁退休。
可如今就有到了七老八十的院士，本已思维迟钝，步履艰难，也不承担什么尖端项目，更不能攻关重大课题，可还是不能从岗位上退下来，可挂名院士的社会需求依然呈“阳性”状态。这些院士们一出场，往往是身边有人搀扶，前边有记者拍照，身后有官员陪同，院士成了地标与旗帜，而有些院士也愿意被别人招展着。
其实，院士的创新与创造是有阶段性的，就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选在花甲之年曾直言“我五十五岁之后就没什么创造了”，这是实话。院士毕竟不是技术工种，想什么时候动手就有成果，如果是那样，杨振宁就不该离开实验室，再拿一次“诺奖”有啥不好，干嘛要浪费自己的智慧，啥也不干了，只携夫人四处游走。就算是个技术工，八十岁的木匠也凿不透一块黄花梨了吧。
道理大家都懂，有些院士自己本身就不愿意退休，院士们也知道自己当下的价值与社会需求也不是创造与创新，而是为某些地方政府、企业的项目去站台、去点赞。为他们的立项说几句“可行性”的学术“认证”话，这是一次双赢的需求，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使命。像袁隆平已经到了鲐背之年，还坚守在科研一线，并不断超越的院士也只是个例，不可复制。
其实，院士除了还承担着国家重大项目的研发外，就该实行刚性的退休制度，这不仅是对院士称号的尊，也是对生命自由的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