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契诃夫最崇拜的作家是屠格涅夫。这好理解，契诃夫刚踏入文坛时，屠格涅夫无论影响力还是创作力都在俄国文坛首屈一指。当年托尔斯泰在《现代人》杂志发表处女作，主编涅克拉索夫就事先征求了屠格涅夫的意见。后来，也是屠格涅夫给涅克拉索夫去信，让对方转告托尔斯泰，他欣赏这个远在高加索山区服役的炮兵下士，让托尔斯泰“好好写”。
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契诃夫心中，托尔斯泰便取代了屠格涅夫的位置。1890年，契诃夫宣称：“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早已坐上了俄罗斯文坛的第一把交椅。”契诃夫态度的转变其实不是偶然的，在19世纪80年代，对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俄国而言，托尔斯泰的作品显然比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其他作家的作品更富有批判性和现实意义。
1895年，契诃夫怀着朝圣般的心情，第一次去拜见托尔斯泰。为了这次拜见，契诃夫煞费苦心。穿什么衣服，打什么领带，穿哪双靴子——完全可以从契诃夫的举动中感知到一个粉丝去见偶像前的忐忑与兴奋。对此，俄罗斯作家、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蒲宁在《契诃夫》一文中有详细记载。“他为了去见托尔斯泰，花了几乎一个钟头来决定穿什么样的裤子。他从卧室里进进出出，一会儿穿这条裤子，一会儿又穿另一条。‘不，这条裤子窄得不像话！他对我说，’托尔斯泰会以为我是个下流作家。于是他进去换了一条，又走出来，笑着说，‘这一条又宽得跟黑海一样！他会想我是个无赖……”
蒲宁说：“契诃夫虽然尊敬很多人，却不畏惧他们，他只畏惧托尔斯泰一个人，就像人们害怕他们所热爱的或者所崇拜的人一样。”
然而，当里外一新的契诃夫出现在托尔斯泰面前时，托尔斯泰却是一身农夫打扮。他说：“你好，契诃夫，走，我们去河边看看。”结果，托尔斯泰硬是把一身鲜亮的契诃夫拽进了河里，他们俩都湿成了落汤鸡。这次见面虽令契诃夫的新衣服遭了殃，却令他与托尔斯泰迅速变得亲近。
托尔斯泰很喜欢契诃夫，他说契诃夫的写作方法很特别，“恰如印象派画家。一个人把浮上他心头的几种鲜明颜色随意涂在画布上，各部位之间虽没有明显联系，但是整个效果会令人目眩神迷”。
1900年，契诃夫在致缅尼什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去，我的生活会出现一个大的空白，因为第一，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所有的信仰中唯有对他的信仰最让我感到亲切。第二，只要文学中存在托尔斯泰，那么当文学家就是一件好事——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毫无作为时，你也不感到害怕，因为托尔斯泰正在为所有人写作。第三，只要他活着，文学里的低级趣味，一切的花里胡哨、俗里俗气，病态的如泣如诉，骄横的自我欣赏，都将远远地、深深地被掩藏在阴影里。如果没有他，文坛便成了一个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或是一锅糊里糊涂的稀粥。”
同样的话也出现在高尔基那里。托尔斯泰去世时，高尔基正在意大利旅行，他整个人都变得恍惚，他说：“只要托尔斯泰活着，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孤儿。但他死了，他带走了一个世界。”
村上春树是菲茨杰拉德与雷蒙德·卡佛的忠实粉丝，爱屋及乌，中国读者不仅喜欢上卡佛，也重新认识了菲茨杰拉德。而21次获提名却未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格雷厄姆·格林，其粉丝有奈保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威廉·戈尔丁等。吊诡的是，格林的这几位粉丝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就像马尔克斯说的那样：“格林绝对比我更配得上这个奖。”这令我想起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她拒绝去领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就是她认为这个奖完全应该授予她喜欢和崇拜的另一位奥地利作家彼杰尔·汉德克。
公开声称自己不配得某某奖项，而谁谁谁比自己更配，这其实很不容易。对当下一些文人而言，谦让早已从他们的词典里被剔除——是我的就得是我的，不是我的也得想尽办法弄成我的。文人相轻只在背地里，明面上只要双方没有利益冲突，尽可以真真假假地相互吹嘘、相互崇拜，可一旦到了评奖时，不好意思，除了自己，谁都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