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朱仕光观看《荔镜记》之后，竟为之倾倒，甚至强暴了演戏的伶人。这些前后矛盾恰好显示了边缘地方民情对中央政府官员的潜在影响——朱仕光把无法填满的欲望归罪于洛津的天气水土，“被腥咸潮湿的海风熏得懒散”，“喝多了带盐味的井水”所致。此处朱仕光站在帝国的视域中看边陲台湾，怪罪这一化外之地诱发他的欲望。一如西方殖民者认为热带殖民地的风土天气诱发罪恶，却不知那是殖民者自身的欲望被殖民地的文化所击败的结果。
另有一个微妙的细节更是直接体现了朱仕光的溃败——当地颇有名望的郭举人拒绝了朱仕光的饮宴邀约，却转头去参加当地民俗活动的出巡仪式。在衙府外欢腾的喧闹声中，唯有墙内的同知朱仕光产生了被遗弃在欢乐之外的感觉和被冷落的失落感。海防同知代表满清朝廷，是当地的权力核心，三进的砖造同知府，也是洛津最高的权力中心，本不应让人感到“身处边缘”。但在这一晚，朱仕光感到他的百姓置他于不顾，这种寂寞与失落带来一种不安全感，一种“中央”反被“边缘”排除在外的虚悬摆荡之感。
原住民：苦难的记忆
相对于朱仕光等外来统治者观点，施辉、潘吉等则展现在地观点。
虽然《行过洛津》以男旦许情三次来到洛津串联情节，但施叔青的笔触也涉及到更早的洛津，即汉人移民还没来到之前的、以原住民平埔族为主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一叙述中，《行过洛津》超越了一般的汉人移民开发史，展现了更加宏大而复杂的洛津城面貌。
落魄文人施辉是汉人移民的后代，其祖先开垦洛津有功，使该地成为泉州人地盘，还捐地建造天后宫，被当地称为“施大善人”。施辉引以为傲，常常对人讲述先祖的光辉事迹。他的同居人是已汉化的平埔族女人潘吉。她勤劳务农、朴实能干，在日常相处中和施辉因族群文化差异也闹出了不少哭笑不得的故事。
但施辉真正理解平埔族的遭遇和伤痛，还要等到他深入浊水溪寻找高人，在森林中与原住民山胞相遇之后。施辉在山上碰到独行、黥面的山地人，他们“面目狰狞、遍体刺青，背上刺了盘旋飞翔的鸟，从肩膀到脐部尽是网状的缨络，两臂各刺青一串骷髅头，从手腕到手肘戴了几十个铁镯，耳朵也戴了一对大铁圈”。施辉先是被吓了一跳，但进而了解到他们的历史——平埔族人先是被“红毛番”（荷兰人）骗取土地，又被汉人用武力侵垦。原住民失去活路，被驱逐赶往深山林内，不得已不断迁移，越过中央山脉到后山开垦找生路，施辉开始心生同情。
随着对平埔族历史的进一步了解，施辉的同情转变为了对祖先的愤怒。他发现汉人先是向平埔族人租用土地，缴纳“番大租”，后胁迫原住民出让地权，彻底把土地据为己有。当平埔族夜祭阿立祖时，在忧伤的歌声中主持祭亡灵仪式的女巫会冲向田埂，倒地翻滚地抖唱，揪心揪肺地唱出一段段族人的历史故事。施辉原本以为平埔族在夜祭时的嚎海，是哭祭当年漂洋来台时死于海难的先民，现在他终于懂得这哀恸欲绝的歌声，也是在悼念他们失去的土地和家园。
并且，施辉发现，与原住民签订卖契的，正是他曾引以自豪的祖先、被称为“大善人”的施世榜。他也因此产生了深深的困惑和震撼，反省今后是否还以施世榜的直系子孙为荣？这呈现出一种由汉人的自我反省思考：原以祖先为荣的汉人移民施辉，经过上山溯源的旅程，发现了祖先荣耀的背后充满了残酷与杀戮，对原先的自我认同产生了质疑。此处对于原住民历史以及汉人移民剥削压迫原住民的描写，改写了帝国对原住民的单面看法。作者此时附身于施辉之上，表达了她对山地人苦难族群记忆的同情，也从另一个立场叙述了历史。
结语：对位式阅读与书写
《行过洛津》在台湾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施叔青的书写具有一种建构台湾历史的别样特色，甚至和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的后殖民对位式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有异曲同工之妙。萨义德的理论认为，读者经常只关注帝国历史叙述或文学，或恰恰相反，只关注反抗帝国的叙述。但两者实则相辅相成、紧密联结。他以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中不同主题轮番出现，彼此交响，最后多音齐鸣做喻，指出后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应同时关注帝国与昔日殖民地社会之间重叠的社群，以对位的方式检视不同经验如何构成一组交错重迭的历史，将之脉络化、系统化地进行理解。
而施叔青的《行过洛津》恰好将多种观点并置、对照，在对峙与倒错中构成了对位式历史书写。一方面小说显示了帝国影响边陲：大陆移民贸易开发了商港，清朝官员带着帝国视域来到台湾，而地方豪族也盼望帝国的注目……另一方面，从台湾中心的角度，小说以移民社会作为台湾的共同想象，采取乡土想象历史化的方式书写台湾：官方忽视台湾且无力经营，反而成就了郊商的特殊地位，在地汉人因与原住民女子通婚而发现汉人垦殖者对原住民的欺压……
此一书写方式与施叔青从当代重建历史的取角有关。不同于以清政府收编台湾的帝国观点历史叙述，也有异于只强调本土反抗的在地观点历史叙述，她让两者交错出现，甚至出现许多重叠，而形成对位、交响关系。它着眼于移民乡土意识的生成与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借此提出了更复杂的历史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