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孔雀东南飞》，最早出现在文本里的标题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个题目太麻烦，所以后来我们取它的第一句，叫《孔雀东南飞》。因为它是乐府诗，乐府诗本来就没有题目，可以拿一句当题目。
这首乐府大家都学过，有人说它是建安时代的，其实我们能确定的只是，建安是《孔雀东南飞》描述的时代，也就是说，这首诗的创作年代不可能早于建安。有没有可能晚于建安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收录《孔雀东南飞》这首诗的，是南朝萧梁开始编的《玉台新咏》，到陈朝才编好。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证明南朝后期有《孔雀东南飞》，没有办法证明更早的时间有。不能因为它写的是建安，就说它是建安时候写的，我们现在还写《大秦帝国》呢。所以，《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年代，从建安到南朝后期，都有可能。
我比较倾向于是南朝的作品。第一，它直接写到了“建安”，这样我就不敢相信是建安了，因为后世的人太容易因为这一句话误会成建安写的了。第二，它里面对女性的铺陈描写，有宫体诗的特点。第三，它反映的社会意识，更像贵族社会的意识。这3个疑点都不是切实的证据，只能说，建安说是值得怀疑的。
文艺批评有个原则，就是“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同样一个时代的故事，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讲法。同样一个时代，不管讲哪个时代的故事，讲出的都是当下这个时代心里的事。
从建安到梁陈，这是一个贵族社会，贵族社会人们心里的事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身份的焦虑。到底谁的身份才是高的，贵族会怎么做事，庶人会怎么做事，还有就是，贵族和庶人能不能在一起做事，更进一步，能不能结婚。这是这个时代的人在思考的。《孔雀东南飞》就产生于这个时代。说白了，《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家庭伦理剧。
我们原来讲《孔雀东南飞》，一般暗示焦母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欺负贫寒人家的女儿刘兰芝。但是到底这两家的家境背景如何？焦母到底是怎么欺负刘兰芝的，刘兰芝是怎么反抗的呢？我觉得需要“情商更高”的打开方式。
这首诗开篇是一个铺叙。刘兰芝从小什么都会，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这是乐府铺陈的方法，几岁干什么，几岁干什么，有一种娱乐性，背的人也好记。这种句式是夸人的句式，适合表现一个人的能干。织素是比较基础的劳动，裁衣就更需要创造性。弹琴念书就更需要脑子，更得岁数大点。她十六岁诵的诗书是《诗经》《尚书》，不是十六岁才念书识字。
她什么都会，首先是她个人本事大，也是暗示她家庭出身不错。我们今天爱说，素质是拿钱堆出来的。拿钱不一定能堆出素质来，但是很多素质，没有钱的支持也是不行的。如果是温饱有问题的家庭，是没办法支持女儿学这么多东西的。相当于我们今天，说一个女孩子，学历又高，工作又好，又会弹钢琴，又懂文学，这种女孩子肯定抢手。首先素质高，看着就舒服；其次能给家里挣钱，过日子肯定好；而且说明她娘家的条件也好，只会给支持，不会拖累你。
学了这些之后，她就嫁给了焦仲卿。焦仲卿的职业是“府吏”。中古时代的官员是“举于吏”，他们做小吏，就跟我们上大学、读博士一样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也是进身之阶。真正意义上的“吏”，是跟“官”不一样的，比“官”低一个阶层，就是九品以下的官，所谓“不入流”的官。有才能的人，出身不错，做几年的吏，就有希望转成“官”，就好比博士毕业转成讲师。还有一些“吏”，文化水平不高，相当于政府部门的基层办事员，那种“吏”是没有希望转成官的，最多是临退休给一个九品官，相当于科级干部，就算功成名就了，他的儿子可以在“官二代”的起点上继续奋斗了，于此他就很骄傲了，在老家人民心目中可算是大人物了。但是九品这个待遇，对于有文化的好人家孩子来说，只是事业的起点。
焦仲卿所属的阶层，应该是可以转成官的那种吏，甚至可能已经转成官了。低级的青年官员，也可以说是“府吏”。“府吏”就是太守府的办事员。太守是五品官，他手下比他低的官吏，都可以叫“府吏”。焦仲卿的级别很可能是科级，最多是处级。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如果他还没有转成官，将来也是会转成官，那就相当于在读研究生，是预备的中产阶级。
焦仲卿的老爸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焦仲卿家看起来不像门阀。我怀疑他老爸有可能就是从吏奋斗一辈子转成的官，属于那种从老家出来、被老家人民仰慕的存在。焦仲卿就在他老爸的基础上继续奋斗。
所以，刘兰芝的社会坐标应该是，好人家的女儿，职业女性，中产阶级的妻子，“低配版官一代”的儿媳妇。
（摘自岳麓书社《张一南北大国文课》 作者：张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