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自然应尽力多出。”李达扶了一下眼镜，“我征询过一些党内同志的意见，也可讲这是集体的智慧。”
“主要是你辛苦了，毫无疑问！”陈独秀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接下来要努力落实。眼下，几位党内同志已表示能支持人民出版社的工作。”
李达高兴地接话：“李汉俊、沈泽民等已联系过我了。”
“你家石库门上的‘腾蛟起凤是一句成语，出自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深有寓意。”陈独秀想起刚才端详的门额就感慨道，“它可用来形容人才众多，各显其能。这正是我们组织的生动写照啊！”
几个月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不少书籍。那些一时来不及运送的书籍，只能暂存于辅德里625号。因无隐蔽的临时库房，王会悟就想出一个办法，将其藏在灶间里，用柴草遮盖起来。
四、
这天黄昏时分，因有要事相商，李达又来到老渔阳里2号。
一见面，陈独秀就先兴奋地告知：“最近，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明仅用了数月时间，我们的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书籍十二种，而且是各印三千册。莫斯科的同志认为，这种工作效率和发行数量，是值得惊叹的。”
绚丽的晚霞，从窗口洒进来，圆桌上放着的一册人民出版社新书似被抹上了淡淡的金色。两人坐在桌旁，推心置腹地交谈，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李达看了下怀表，说：“哟，我得回家了。”
陈独秀把他按住：“不能走，用了晚餐再回去。今天正好收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的稿费，我来请客。我们去环龙路那新开的小馆子，里面的菜肉大馄饨和生煎馒头蛮好的。”
李达回到家，就继续在亭子间里忙碌，直至东方露出鱼肚白，才放下正在编校的书稿。
在李达主持下，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中译单行本等，还重印《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等，编成《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四种小册子，并印制了大量宣传品。
有一次，外地党组织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抵沪，见到李达便说：“人民出版社的书籍只要一到，我们就马上分送给基层同志和进步青年，大家评价挺高。他们觉得这个出版机构虽条件困难、环境险恶，但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李达握着对方的手：“我想听听比较具体的意见。”
“在举行组织生活会时，大家认为：人民出版社一是善于进行编辑策划，书籍内容丰富；二是非常重视编译质量，在出版马列着作时既讲究词语浅显，又力求译文准确；三是积极打通发行渠道，既依托各地党组织，又凭借进步书店，使出版物安全送达党内同志和进步青年手中。”那位同志想了想说，“至于意见嘛，那只有一个，为了满足需要，希望人民出版社的好书多加印！”
1922年7月，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客厅成为中共二大会址之一，王会晤参与警卫工作。李达深感，这次会议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他决心加倍努力，使人民出版社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五、
当年，人民出版社的书籍在出版和运送过程中，难免会让敌人有所察觉。这天午后，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因几次接到了密报，正在办公室里心烦地踱来踱去，见侦缉队队长刘麻子奉命急匆匆赶来，就大声质问：“赤色书不断出现，你到底查得怎样？”
刘麻子有点哆嗦地回答：“弟兄们都已尽力，但实在查不下去。”
“查不下去？”徐国梁按捺不住震怒吼道，“你们侦缉队有百余人，都是吃干饭的吗！”
刘麻子递上一本《共产党礼拜六》，哭丧着脸说：“您看，这是广州出版的。那可是孙中山的地盘，别说侦辑队了，找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也都束手无策呀！”
徐国梁掴了刘麻子几记耳光：“没有用的蠢货，你必须想出办法，堵住赤色书的源头，否则撤了你。滚，快给老子继续查！”
刘麻子灰溜溜地出门，摸了摸火辣辣的脸，自言自语：“有本事，就少跑跑舞厅，自己去查！妈的，不干了，我去跟同乡黑五合做鸦片生意，免得再受这家伙的窝囊气。”
原来，李达为了防备密探追查，考虑到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就在所有书籍的封面都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因而，他晚年曾回忆：“‘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由于李达夫妇始终非常小心谨慎，加上用“广州”作掩护，淞沪警察厅和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根本查不到人民出版社社址，也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封，只能干瞪眼。
1922年初冬，李达安排好人民出版社事宜，接受毛泽东邀请前往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完成使命，并入由上海迁往广州的新青年社。这个红色出版机构独立存在时间虽不算太长，但推出各种书籍近二十种，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我国现代革命出版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因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这样评价：“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如今，在上海延安中路、老成都北路口的绿地，矗立着两排东西走向的经典老式石库门建筑，观音兜式山墙，巴洛克风格雕花门楣，构成一条完整的老弄堂。这里就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也是建党初期的人民出版社所在地。徜徉于此，回眸昔日石库门里的秘密，现代风云仿佛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