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从乡下回省城。在乡下热闹了几日，缺少睡眠，一上火车便开始补觉。中途醒来，听人说“到了到了”，我迷迷糊糊跟着下了火车。
站台上，漆黑一片。几个背篓挑筐的老乡，大约是从邻市售了山货回来，偶尔射到站牌的手电光，依稀可见“董家坳”。我肩背手提6个包裹，除了1个装着几身换洗衣服的包，其余5个包里全是父母和好姐妹们塞满的腊肉、咸鱼、酱菜、香干，着实有些重量。借着老乡的手电光，可见站台的边角有一座围子，许是信号员值班室所在。也只能在此对付一个晚上，明天再上经停的早班列车。我拖着大包小裹踉踉跄跄地来到围子那里。
最后两个老乡也被“突突突”的手扶拖拉机接走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夜，寒风冷飕飕吹得人生疼。我拢紧袖口、领口，将包裹围住我的身子，刚要打会瞌睡，忽见一团黑影从围子里蹿出来“汪汪”大叫，我吓出一身冷汗。
“猎豹猎豹！有人么？”嗓音沙哑。一束明亮的手电光跟着追了过来。
“姑娘下错车了么？莫急，常有的事。”是一位年近60的长者。
“阿伯，我睡昏了头！”我概述原委。
“地凉，随我到哨房暖和暖和去，别冻伤了身子。”阿伯说话时手电晃了晃不远处的屋子。
“莫怕，我女儿跟你差不多大。”阿伯见我犹豫，急忙安慰。
阿伯拣了一个最重的包裹扛在肩上，又提了一个大包，嘱我上前，他在后，黑犬猎豹断后，一路向那哨房走去。
哨房石块垒砌，廊檐三面是钢管焊接的近两米高的围子。哨房内一盏电灯孤悬屋梁，灯光透过窗户洒在铁轨上，一部拨号电话静卧木桌，一床被褥整齐叠放在木床上。室内生着一炉火，炉上坐一腾着热汽的鸭嘴铝壶。
“姑娘要给家里报平安么？”阿伯握着电话听筒示意我。我对床头木制镜框里黑白照片中的三位青年产生了好奇，听见阿伯招呼，回过头来。我给孩子爸拨了电话说明情况，孩子爸又同阿伯说了些感谢的话。
阿伯招呼我围炉坐下，伸出右手食指，指着黑白照片上的青年说：“他们仨与我都是君城的‘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我们参加了生产建设兵团，来到这里炸山修建铁路。因为一个哑炮，我堂弟跑去复燃引信，到了边上炮竟然炸了。”阿伯眼里泪光点点。我给阿伯斟满热茶。
“那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家伙，名叫阿义。第二年冬一个大雪天，阿义出门遇到了两只狼，被咬断脖子。这边上的胖子是熊哥，长我一岁，我们叫他阿雄。一次铺轨，吊装的钢丝绳断了，几吨重的钢轨砸在阿雄的腰上。阿雄临死前告诉我，他要和阿义、我堂弟葬在一起。阿雄临死前嘱咐我给他们的坟砌一圈围子，防止狼刨，还要在墓碑上刻上‘故乡园’。”阿伯的脸颊挂满泪痕。
阿伯握上一根一米长的铁棍，揿亮手电，冲猎豹晃了晃，说：“好生待着，守着这位姑娘。我去站台巡察，看看有没有哪个冒失鬼丢东忘西。”猎豹摇了摇尾巴，守在门口，竖起耳朵望着我，一动不动。
第二天早上7：30，一辆途经省城的早班列车在阿伯令旗指挥下靠站停车。我匆忙拎起行李赶往站台，阿伯拎上其余几个包追赶过来。
“姑娘姑娘，等等，你忘了几个包。别慌，停5分钟，来得及。”阿伯气喘嘘嘘。
我刚要登上列车，见阿伯劳心费力，只得站住了。
“姑娘，我忘了告诉你，我女儿三年前‘走’了。这几个包我给你拎上去。”
“阿伯，这是我家乡的特产，您收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