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几岁时，就有小“媳妇”了。
她比俺大一岁，黑瘦黑瘦，单眼皮眯缝眼，两只眼睛就像一对大鱼泡，俺娘说这小媳妇是块干活的料。那时候，俺只知道娶媳妇是干活的。俺上小学时，小媳妇就待家里给娘使使嘴，做些拾草烧火看场撵鸡的杂活。俺放学回家和小伙伴玩在一起，她也没工夫玩耍。在我的眼中，她很听话，老实。
玩伴都说媳妇长媳妇短的，俺回家逮住她问：
“媳妇是干吗的？”
“傻瓜，媳妇是生孩子的。”她说。
“那你不在你家里生，跑到俺家干吗呀？”
“……”
“要坐花轿吗？”俺又问。
“当然坐。”她仰起头，把“鱼泡泡”往上翻了翻，努了努嘴，“俺见过大花轿，可好看呢！”
看来她也不比俺聪明到哪里去。至少，俺会认会写自己的名字，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她只有小名，叫凤，娘家姓陈，后来在生产队干农活记工分时，队会计给她起了个连根倒的名字叫陈凤。往后俺和她彼此都直呼大名，表明住在一家并非姐弟的关系。
其实，她家就在邻村。临解放的那一年，她父母双亡，家里只剩下两个未成年的哥哥，养不活她，便托人送到俺家来养，养大了就做俺的媳妇。哥哥们与她很少来往，那时自家都困难，何况她已是送了人家的人。俺爸去世后，陈凤似乎懂事了。她十四五岁就出工干活，一天能挣到六个工分，比成年妇女只差两个工分，但她很满足。有一年秋收分红，家里除分了口粮外，还分到了四捆火麻。
那天，她笑盈盈地对俺说：“如果你也干活，俺家就能分到十捆麻。”按当时的行情，把一捆麻沤好，剥皮，晒干，再拿到供销社卖掉，能卖到二十块钱左右。这样算下来，十捆麻就能卖二百块！对当时家境窘迫的俺家来说，简直就像发了大财一般。俺没吭声，她哪能知道俺想读中学上大学的心思。见俺不搭理她，她耷拉着眼泡，叹了口气。
不用说，她一年挣得的那四捆麻，卖的钱都落进了俺的口袋，成了我在学校的学费、伙食费，她没有留点钱为自己买一件新衣裳。
年复一年，陈凤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俺娘开始张罗给俺“圆房”，俺死活不肯，也没勇气把自己的心事向陈凤挑明。高考以后回到家里，俺起个大早到村外的土井挑水，等到灌满两只水桶，正要挑起担子时，扁担一头却被人拉住，猛一抬头，原来是陈凤。
“俺来挑，你甭闪了腰。”她羞羞涩涩地说了一句，夺过担子就走。晨曦中她的面颊像涂过胭脂一样的红，俺心里竟一阵颤抖，跟在她的后头。
两人无言地走着，她终于打破沉默，开口问我：“考得咋样？”“就那样吧。”俺有点言不由衷。
“大学考上了，你就去上吧！俺没文化，长得又不好看，俺配不上你。”我心里发虚地回道：“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只是……”
“俺心里明灯似的，俺不怪你。”俺不知说什么才好，趁她站着换肩的工夫，急忙赶上去接过担子，走到她的前头。
也许她不甘于那对泡泡眼被人耻笑，就偷偷地找邻村的土郎中治疗，竟用两根细竹棍夹住过多的眼皮，让其自行脱落，却引起眼皮坏死，落下残疾。为这她没少哭过。
其实俺俩心里都明白，那张高考通知书就像个“判决书”，无形地决定着未来，俺和陈凤都在苦苦等待。
“判决”终于下来了。俺考进了上海的政法大学，在十里八乡的名气响当当的。接下来一段日子，俺求亲告友筹集路费，从早到晚忙得焦头烂额，陈凤依然笑眯眯地帮俺收拾着，但俺晓得她的心里不会是井水一潭呢。她和俺该说的都说了，天知地知，她知俺知。
俺动身去报到的那天早晨，大雾弥漫，面对面都看不清脸。俺背着一床旧棉被，拎起纸板箱子，向门口走去。陈凤倚着门框，低声对我说：“路上多小心，快走吧。”没等俺回话，随即吱呀一声关上大门，落下门闩。
……
陈凤哪里舍得离开俺娘！打那以后，她在俺家又待了两年，直到她哥替她物色了一个大她几岁的庄稼汉子，领她回了家。听说她出嫁时，她哥给她租了一顶大花轿，哪知赶上那场“破四旧”，花轿被大队干部踩得稀巴烂。无奈，她步行了十多里去了夫家。
陈凤由俺家的“童养媳”，终于熬成了人家的大媳妇，俺这颗忐忑的心，慢慢放进了心窝。
俺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参加工作，安了家。若干年后，俺从一个跑运输的老乡那里打听到，陈凤的丈夫中年病故，给她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陈凤一手把他们拉扯长大，而她的眼疾却久治不愈，瞎了。 这，倒成了俺不了的牵挂。
俺捎钱给她她不收，她说吃不焦喝不愁的，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