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秘书长，在下的官位没了，藏在办公室保险柜里的财物也被新任局长霸占。人家有护卫，杀不了他。不得不脱下黑警服，想到别处去谋生。”褚裕争悄悄溜进来，“但身无分文寸步难行哪，能否发发慈悲，把在下先前孝敬的金条返还几根？”
苏锡文没好气地说：“贾成那小子正在通关节，想做回秘书长。老朽不大把花钱摆平日本人和傅市长，能行吗？”
褚裕争眼露凶光，把一根戴着金戒指的血手指晃了晃：“在下最懂苏秘书长的心事，今天凌晨已翻墙进宅，把他和那贱货都做掉了，可惜找到的保险箱打不开、搬不动。苏秘书长不必再为保官位而大把花钱，分出一点来不冤枉吧？”
“到底是东北胡子出身，探知贾成勾引了你的女人，就毫不留情动刀子！”苏锡文看清血手指上那枚金戒指确实是贾成的，心里不免发怵，“这也是为老朽除掉障碍，自然不能亏待你。”
褚裕争接过两根金条：“谢啦，后会有期！”
五、
在被日军蹂躏的上海，《每日译报》无疑成为战斗号角，激励着民众以各种形式反抗侵略。
一天，“文委”书记孙冶方来到编辑部，他对梅益等说：“《每日译报》发行量已达数万份，常上市不到一小时就售罄，在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上级对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目前，报纸的新闻、评论、通讯和文艺作品，主要译自在租界出版的外文报刊和当地所能获得的各种外国刊物，以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鉴于租界与日军的矛盾渐深，建议趁势灵活转载内地《新华日报》和《救亡日报》的文章。另外，报纸可适时由四开四版扩成对开大报。”大家都觉得可行，决心再大干一番。
此后，《每日译报》又有新气象，不仅更及时地向民众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内容上也有更大的拓展。该报的“特讯”和“专电”，不断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还传递国际着名人士的声音，如曾译载杜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罗素等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抵制日货，对日禁运军火，并尽可能援助中国抗战。该报常因文章精彩被无数读者反复传阅，如在1938年8月23日，开始分12次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有个傍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闻处打电话到编辑部，要找《每日译报》主事者谈一次。梅益思忖片刻，就邀孙特司·裴士一起赶过去。
“日军控制下的市长傅筱庵，派秘书长苏锡文来过，说日本人十分恼火，质疑贵报明明是洋商发行的，为何版面上总有‘抗战和’汉奸之类的不友好用词？”代理处长汤姆森说，“孙特司·裴士先生，你应知道，我看不惯日本人。为了避免闹到总董那里，只能商量一个平息的办法。”
孙特司·裴士灵机一动：“这位梅益先生是我的助理，就请他讲吧。”
梅益说：“孙特司·裴士先生与汤姆森代理处长是朋友，敝报一定会配合，不让日本人在用词方面找茬。”
汤姆森做了个手势：“OK！”
于是，编辑部同日伪巧妙地周旋：不准出现“抗战”便以“奋战”代替，不让提及“汉奸”便以“歹徒”代指，用多种方法使敌人无法抓到把柄。
1939年4月6日，《每日译报》发表《声讨汪精卫及其奸党》，要求对汪精卫及其党羽都以叛国通敌罪论处，并肃清与之遥相呼应的内奸；4月13日，该报发表社论，指出日军在华北采取毒化政策，将鸦片像蔬菜、鱼肉一样放在市场公开出售，诱使人们吸毒，这比武力侵略更恶毒。而且，该报曾首倡“节约救难”捐款活动，得到近8万市民响应；曾向工商界募集龙头细布7000匹、胶鞋4万余双，参与组织两批上海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
随着局势更加动荡，日军越来越肆无忌惮。1939年5月18日，一个日本军官闯进上海公共租界新闻处，向代理处长汤姆森下命令：“司令部认定，《每日译报》反日言论的有，必须立即查禁！”
汤姆森提出异议：“《每日译报》由洋商发行，是租界内的合法报纸，无理由查禁。”
“八格，皇军随时能把租界统统的拿下，你的明白？”那日本军官拔出军刀，恶狠狠道，“与大日本帝国作对，不合法大大的。你快快地照办，不然死了死了的！”
汤姆森向总董报告，他哀叹道：“日军疯狂了，已没有办法阻挡，接受对方的要求吧。”
由于上海公共租界顶不住日军的压力，《每日译报》被通知“暂停业务”。这其实就是查禁，汤姆森因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文字上婉转一些。编辑部的《告别读者》说：“亲爱的读者们，切莫为我们这个小小的挫折而灰心，中国的文化事业一定要蓬勃起来的，这同中国抗战一样，必然得到最后胜利。”
后来，一直胆战心惊而严密布防的傅筱庵，最终未逃脱被国民党军统特工除奸的可悲命运；苏锡文虽意外地又暂代伪市长，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日军翻脸比翻书快，除奸人员的枪口也分分秒秒在瞄准他，整天如坐针毡，在无尽的犹愁之中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