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几天一直在这儿跳广场舞。”她满面笑容地说，像一个吃了大白兔奶糖的小孩儿。
我为她这样的变化感到高兴，人嘛，生活总得有个奔头，有奔头才有希望。
她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跟我说，谢谢我那天听她说了那么多话，这么多年，已经很久都没人乐意听她倾诉了。我笑着说，那您以后要是想和人聊天就找我，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她说这几天恐怕不行，太忙了，忙着跳广场舞，忙着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还忙着给小区的流浪猫流浪狗喂食儿呢。说着说着，她眼里闪烁起了亮光。过了一会儿， 远处的同伴叫她，她语带歉意地和我说了几句后，匆匆回去了。远去的背影，似乎看起来也不那么孤单了。
我想，我也该找点事儿做了。我想起上大学时，迷茫的时候晚上就到操场上跑步，两条腿肚子各绑一只沙袋，跑上不知道多少圈，汗水浸透了T恤，等体力耗尽了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塑胶跑道上，喘着粗气，遥望蓝灰色的天空上零星的几颗孤星，它们闪耀着，宛若广袤的夜海中一闪一灭的航标灯。等躺够了起身，发现留下了一个轮廓分明的汗印子，最后回澡房再冲个冷水澡，一身清爽。
婚后琐碎的日子让我把这个解压方式逐渐淡忘了，每天下班回到家，已是人困马乏——地铁站永远熙来攘往，车内永远座无虚席，比肩叠踵的人群无时无刻不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繁碌，我裹在密不透风的人流里呆若木鸡。一天晚上到家，我刚把包放到椅子上，还没来得及喝口水，父亲穿着一身运动装从卧室里钻了出来。走，跟我去跑步。他一如既往以命令似的口吻对我说，并没打算和我商量。我以加班太过劳累为由予以搪塞，可父亲并没打算放过我，走走走，我这么大岁数还不嫌累呢，你一个大小伙子累什么？换鞋换鞋。我被父亲推搡着出了门。
我不善于当机立断，就算当下做出决定也很难付诸行动，像是必须有一个人在后边推着我走才行。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地跑着，刚开始还能想一些事情，到了后来，浓重的呼吸打乱了我的脑子，我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跑完回去睡觉。
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多梦，梦见了很多人，朋友、同学、过世的姥姥姥爷，场景辗转一个又一个，他们之间竟意外地彼此熟悉，一旁的我倒成了陌生人。一夜下来，疲惫得像跑了一个通宵。
新房子下来后散了四个多月味道，卧室的木质地板已经重新铺好，书墙、衣柜、橱柜也已经安好，各类家电也添置得差不多。一直挨到十一月份，杭州的天气日渐微冷，院子里随处可见淡黄色扇状的银杏落叶。“货拉拉”的长厢车一路拖着浓烈的尾气驶进院子，两个搬家师傅一老一少，楼上楼下地跑，不大一会儿工夫便累得满脑门子汗。我递给两个师傅每人一支烟和一瓶矿泉水，“不急，歇会儿再搬，怪累的。”老师傅一脸憨笑着点着了烟。聊了一会儿，我好像想起了什么，还没跟那个老太太告别呢。掐灭烟头，我“噔噔噔”上了楼，透过窗户看屋里黑着灯，敲了几下门，没人应声，应该是出去了。我讪讪地离开小区，坐在副驾驶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忽然有点儿怀念，甚至觉得那些平时抠门的小商小贩也变得温文尔雅了。
年后有一次我办事时路过那里，想起搬家的时候没见着那个老太太，连声招呼都没来得及打，心里还有些遗憾。于是我轻车熟路地拐进小区，路过那个之前经常买烟的摊位时，老板一眼认出了我，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嗨，挺长时间不见你了，忙什么呢？”
我笑着说：“搬家了。最近生意怎么样？”
“马马虎虎，常来玩儿啊。”
和烟店老板分别后，我径直去了老太太那儿，看到几步远的屋里亮着灯，挺热闹，小孩儿兴奋的喊叫声充斥着整个房间。老太太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国了吗？我轻轻敲了几下门，屋里传来一阵声音：“小声点儿，别喊了。”接着又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门“吱扭”开了，一张陌生的年轻女人的面孔隔着门缝疑惑地看着我：“你是……你找谁？”
“我是之前住在楼下的邻居，您是老太太的女儿吧？”我说。
“不是，我是租客，她搬走了。”
“那您知道她搬哪儿去了吗？”我注意到，正对面的窗台上，一盆海棠正绽放着粉白的花朵，娇艳动人。
“这个不清楚，好像说是富阳，要不就是加拿大，她说孩子在那儿。”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