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一九八四年吧，我到南京接货。
先前我干过矿工，后来去北京，往来买卖香烟，中间赚几块钱，比不了现在。货主是本地人，口音很重，互相听不太懂。我在鸡鸣寺门口找了个翻译，和他拉来扯去，不停砍价，半天才谈妥了。
我补了一句：“山西这些年强盗多，可不一定送到。”
他急了，说：“给你一半订金，出纰漏，我不是亏大了？”于是决定和我一道送货。
开到徐州，才聊起来，他一脸愤愤，说：“媳妇和一广州花头精跑啦。”夜里三点，到了泰山脚下，黑乎乎一团。他被颠醒了，摇下窗户，伸出头看，又回过身，兴致勃勃地从怀里掏，掏出钱包，抽出张照片，说：“瞧，丫头三岁的时候。”照片里，他戴着一副墨镜，搂着一个女人和一个白胖白胖的女孩，蹲在玉皇顶。
我顺嘴问：“女儿跟着你？”
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默默把照片塞回去，说：“肯定得跟我。”过了一会儿，又盯着我说：“打着官司呢，那家伙仗着有几个臭钱。”他的眼神，好像我是那广州佬，弄得我不敢再问了。
第二天傍晚，过了狼牙山，他下车买了盒烟，跳上车，嘴里叼了一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怎么还没撞见强盗？你是想吞我的货吧。”我指了指尘土飞扬的山路，说：“还没进山西呢。”他笑着分了我一根烟。
夜里快十二点的时候，天黑透了，车开进了恒山。山路又弯又陡，车子吃力无比，两束灯光在前面拉，发动机轰隆隆响，我们两人在座位里上下颠个不停。他忍不住骂了一声：“什么鬼地方！”说着推开门，跳了下去，“我下来走会儿，车子也轻点。”
我刹住车。载了满车货，他的重量算什么，外面又伸手不见五指，别再一跟头栽下山崖。我摇下窗户，正要把他喊回来，他自己退回来了。
我说：“快上来，外面冷。”
他举着两只手，缓慢地转了过来。他的额头抵着一把火枪。我脑子里“轰”的一声。车厢里的灯泡左右晃动。外面围着四个男人，戴着面巾，身材魁梧，披着军大衣，各举着一把双管火枪。枪管冒着冷气，黑洞洞的，木头枪托还很新。
男人吼了一声：“值钱家伙往下扔！”
实在不走运，四个壮汉，又举着火枪，车子也逃不动。我举起双手，后背滋滋地冒冷汗，苦笑着说：“扔吧。”他满脸怨气地盯了我一眼，弯下身，从车里取出书包，打开掏。男人一只手举着火枪，顶着他的后脑勺，另一只手一把夺过书包，丢在地上，大喝了一声：“甭磨蹭，快扔！”
万幸，出发之前，我用毛巾包住了那沓订金，压在了车座下。我一脸为难地摸出零钱，取下胸口的毛主席像章，连着车里的水杯和被子等，一股脑丢了下去。他翻开钱包，把为数不多的几张钞票交了出去。
这时，男人掰过他的手，打量着说：“钱包挺漂亮。”他忽然瞪大了眼睛，触电一样，缩回手，说：“它不能给你。”男人一愣，咔一声上了膛，耸着肩，枪顶在他胸口，说：“还藏着钱？”他吓住了，面无血色，梗着脖子，嘴唇又白又抖，一个字也掉不出来。
我的心咚咚跳，探过身，说：“他没钱了，里面剩了张照片。”男人迟疑地看了我一眼，又移回视线，盯着他，突然，身子一晃，一把抢过了钱包。我梗住脖颈，不敢多说。他的耳朵一下血红，身子哗啦哗啦抖。男人正翻钱包，我忽然听到一声咆哮，只见他扑了出去，像一支箭，将男人射翻在地。其余三个男人吓了一跳，下意识向外散，火枪往空中指。
我缩在车里，汗往眼里流，抬不起手，擦不了，身子直下坠，只惊起耳朵，心中隐约等一声枪响。车外一声声狂叫，夹杂着咚咚的钝响。
我爬过座位，探头看。人影在地上翻动。三个男人惊惶地互看了一眼，转身要逃。他上衣已经碎成了布片，骑在男人腰上，露出一只细手臂，执火枪，枪托一下又一下，砸在男人的头上，血扑哧扑哧冒，溅了一地。我怕出人命，想制止，嗓子却喊不出声。他忽然停下了手，站起身，提溜着枪托，血滴滴答答掉，地上连成线。他一步一步，走向三个男人。男人们乱叫了几声，丢下火枪，逃上山了。
他朝男人们的背影吼了一声，抡起胳膊，把火枪摔在地上。枪托“咔”的一声断了，两根枪管在地上溜溜乱滚。这时，倒在地上的男人捂着头，摇摇晃晃，站起了身。男人胸口的衣服被撕开，露出一条长长的刀疤。我打开门，想看清男人的脸，男人早已埋着头，一瘸一拐跑上了山。
他在车灯前站定。灯光射在脸上，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几天后，他满脸血痂，又兴冲冲塞给我几张钞票，咧着嘴笑，说：“下回去南京，带你见我丫头。”
我没有收他的钱，也没有告诉他，我曾在矿里见过那道刀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