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川藏线上的老汽车兵，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然听不得汽车鸣喇叭。那声音钻进耳朵就变成锋利的刀片，满脑袋划拉，疼得要命。
为此，我没回冀中老家，而是钻进了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认山娃娘当干娘，陪她一起度日月。这里山高沟深，是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只有一条又窄又陡的羊肠小道通往山外，鲜有外人进来，汽车更甭想，村里许多人甚至没见过汽车长啥模样。
估计你猜到了，我出过车祸。那不是一般的车祸，我把一车新兵甩到了山崖下，死的死，伤的伤，我以为自己也死了，谁知到阎王爷那儿不给开门，在门口转悠了几天给撵了回来。虽然浑身零件一个也没有缺，脑子却不灵光了，像灌进了糨糊，听见汽车喇叭叫唤就魔怔。
村子很小，猫在一个山旮旯里。村口有棵被雷劈掉半拉的苦楝树，树下有块方正光滑的山石，是个不错的座墩，我常溜达到那儿，一坐就是大半天，直到把日头坐到山那边。干娘活着的时候，赶上没风没雨的好天，我也会把她搀来，并坐在山石上。干娘眼睛坏了，眼前一出现黑影，就问：“是山娃吗？”
事实上，我早跟干娘说过山娃的事情，干娘根本不信，能有啥办法？苦楝树的叶子绿了又黄，飘落了一茬又一茬。干娘的头发由黑变白，由浓密变稀疏，像路边被羊啃过的草地，露出一块块栗子壳一样光亮的头皮。干娘最终也没等来她的山娃，身子瘪成一片秋叶子，被顺着山路钻来的冷风一兜就卷走了。
干娘走后，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是常去村口，坐在苦楝树旁的那块山石上，望着路那头。村里人来回路过，我不问山娃的事情，山娃的事情我比他们更清楚。村里人也不说别的，只说：“天晚了，风硬了，回吧。”我嗯嗯说着“就回”，却不回，仍痴痴地望着路那头。
我明白那些人不会找到这里来，要来也只有山娃一个人来，这儿是山娃的家，别人不认识路。那时的山娃，真是个娃，一张娃娃脸，个子还没伸展开，军服穿在身上撑不起来，裤腿和袖口挽着，褂子遮住了屁股。应征新兵到达雅安兵站之前，山娃只见过驴车、牛车，没见过马车，更别提四个轱辘的汽车。他得知以后要学的就是驾驶这个比牛劲大了不知多少倍的铁家伙，兴奋得两眼放光，整天围着我问这问那，别提多缠人了。别人都喊我班长，他叫我师父。有人逗他：“师父可是半个爹。”他笑笑，还是一口一个师父地叫。后来我才知道，他爹在他很小时就没了，他是老小，跟着娘和姐姐们长大。我真想好好带他，把我的那点本领都教给他。可惜他还没正经摸过方向盘，就被白布蒙上了。他躺在那十三个人中间，不显眼，又特别显眼，我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那天，透过病房窗户，我看到他们一个一个被抬进一辆汽车的车厢，我知道那是要去干啥，想到跟前去看看，护士摁着我不让。十三个人都被抬上了车，山娃就在其中。我闭上眼，不敢再看。突然，汽车鸣了一声长笛。我的耳朵里像进了刀片子，不停地翻搅，我“嗷”一声蹿下床，坦克一样往外冲，谁也拦不住。这时，一个人从旁边飞出，推开举着针管的大个子男护士，张开双臂，迎面抱住了我。我认出是翟护士长。我的蛮劲像浪头扑到堤坝上，碎成了泡沫。我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伏在那个小小的怀抱里失声痛哭。她抱着我，轻轻拍打着我的背，为我哼唱：
我们是川藏线上的汽车兵
哪里艰险哪里有我们
千里川藏盘山行
山高陡啊路险峻……
腔调带点老家味，听着亲。我感觉自己像遭遇风暴摧残的小船驶进了避风的港湾，像被野兽追逐的羊羔钻进了主人的圈舍，像溺水的孩子被亲人打捞上岸，慢慢安静下来。好多天睡不着觉的我，竟然睡着了，睡得很沉、很香……
那是我跟翟杏芬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不知道抱着她哭了多久，平时我连她的手都没拉过，当时当着一屋子人，就那么明目张胆地抱着她睡着了。等到睡醒睁开眼，我一下子傻了——我双臂死死箍着那个单薄的身子，差点把人家弄成压缩饼干。更难为情的是，我的鼻涕眼泪糊了人家一肩膀，把人家的白大褂打了袼褙。我像个撒完了气的瘪轮胎，老老实实躺回床上。翟杏芬替我盖好被子，拍拍我，说：“好好的，不兴这样了啊。”我不敢看她，闭着眼点点头，心里发誓再不能像这样丢人。可是，我一听到汽车喇叭响，就像有人拿刀捅我，我还是控制不住就往外冲。后来，我没再听到汽车喇叭声，出院时，才看到院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醒目地写着“进出车辆严禁鸣笛”。
我跟翟杏芬是同一年的河北兵，老家还是邻县，我们早就认识。她的两只大眼忽闪忽闪，说话甜软。自从有一次在联欢会上听了她唱歌，她的声音就刻进了我心里，一遍遍地播放。我想，要是能单独听她唱首歌，就美死啦。之前每次完成运输任务回到营地，我总爱往医院跑，找个理由到她跟前晃悠。起初，她眼里没我，见了我，大眼不忽闪，说话也不甜软，还吊着白眼问：“有病？”见我摇头，她的眼睛立马瞪圆，“那来干吗？”我吭哧吭哧说不上来，她就耷拉着眼皮轰我：“没病捣啥乱？出去！”被轰过几次，我怯了，光在医院门口打转转，不敢走进去。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她会抱住我，还贴着耳朵为我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