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我在河西走廊一个叫石磨盘的地方支教。等来到石磨盘后，我才知道，世界上竟还有如此荒凉落后的地方，满眼都是黄沙、戈壁和盐碱地，村小学除了几间破旧的房屋，几乎一无所有。
晚上，就只有我和老杜，住在这个偏远的学校里。
那些天，我快要疯掉了，一到傍晚，就像只困兽，在学校破败的院子里，烦躁地跑来跳去。
那时候，老杜六十多岁，已经在学校里借住几十年了。
老杜蹲在屋檐下抽烟，他光着脑袋，满头满脸都是伤疤，漠然地看着我瞎折腾。有一天，他忽然冲我扔过来一支烟。
我停下脚，愕然问，干啥？
瞧你那熊样，抽支烟就不烦了。
我才十八岁！我焦躁地喊，不能抽烟！
老杜重重咳了一声，响亮地吐了一口痰，说，十八岁咋的？老子十八岁都当团长了。
见我不信，老杜又说，这不算啥，在那个年代，十八岁当军长、师长的都有。我这才知道，老杜是个老红军。
老杜的生活很单调，除了吃饭睡觉抽烟，就是去戈壁上垦荒。每天清晨，他扛起大锄带着干粮出门，直到傍晚才回来。
老杜在戈壁荒漠上，把一片片土刨起来，又平整好，再播上沙枣树的种子。这活儿，老杜已经干了几十年，他的身后是上千亩沙枣林，那都是他种的。
我非常钦佩地说，老杜你真是个好同志啊！
老杜翻了翻眼睛说，狗屁，老子在寻宝！的确，老杜干活非常仔细，他每挖几下，都会俯下身，像只大鸵鸟，奋力把脑袋扎进土坑里，似乎在寻找什么。
寻啥宝？我问。
老杜长叹了一口气，说，大洋，一百九十块大洋。
接下来，我知道了老杜的故事。
老杜曾经是西路军的一名团长，突围时队伍被打散了，在石磨盘村，他碰上一个身负重伤的军需科长，军需科长临死前，把一个包裹交给他，说，这里边有两百块大洋，军费。你向东走，过黄河，一定要把它们带回延安。
老杜知道，通向黄河的路口，早就被马家军堵死，自己死不足惜，但军费，绝不能落到马匪手里。于是，老杜写了张借条，拿出十块大洋作为路费，然后，把剩余的军费连同那张借条，裹在一件破羊皮袄里，深埋在一棵沙枣树下，并用刺刀在树上刻了记号。
老杜转向西南，一路乞讨，绕道回到老家，住了几天后，冲母亲磕了几个响头，又毅然往延安的方向奔去。老杜走回延安，是一年之后的事了，按照规定，老杜必须接受审查。其他事情都好说，但关于军费的事，却死活也说不清了。
审查者疑惑地盯着老杜，说，只拿了十块大洋，这谁知道？谁信呢？我们可不可以认定，你把那些军费都挪用了？
一听这话，老杜火冒三丈，掀翻桌子，吼道，给老子一个连，杀回石磨盘，把军费挖出来！
军费，成了老杜的心病，也成了他的历史污点。新中国成立后，在老杜的强烈要求下，他带着组织上的人，来到石磨盘村，以沙枣树为参照物，疯狂地挖了几个月，却一无所获。
组织上的人不耐烦了，撤了回去。但老杜坚决留了下来，他发誓，就是把石磨盘村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那些大洋。
孤身一人的老杜，跟石磨盘村较上了劲，跟戈壁荒漠较上了劲，更确切地说，是跟沙枣树较上了劲。他一边翻地，一边种沙枣树。
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知道老杜的故事后，只要没事，我就会陪着他一起去垦荒。这活儿异常枯燥，干了没多久，我就泄气了。
我说，算了，不就是一百九十块大洋吗，别找啦！
老杜倏地红了脸，脑门上青筋乱跳，吼道，不行！难道老子的清白，就这么不值钱？紧接着，老杜又说，清白，比命都重要！
两年之后，我离开了石磨盘村。
一晃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会想起老杜，他若活着，应该快百岁了吧，不知是否已经找到了那些大洋。
今年上半年，我到M县出差。参观当地文史馆时，我在一个展柜前停住了脚步，里面，是一件破羊皮袄和一百九十块银圆，还有一张陈旧的借条，上写暂借大洋十块作为路费，落款人是杜大富。
杜大富，就是老杜。我急忙问讲解员这是在哪里找到的？
讲解员说，两年前修公路，在石磨盘村挖到的。
这里也有石磨盘村？
是啊，整个河西走廊，有十多个叫石磨盘的村子哩！
我猛地明白了：老杜，找错了地方！
我待不住了，急三火四地赶到A县石磨盘村。老杜早已去世多年，他种下的那上千亩沙枣树，已被命名为红军林。老杜的墓，就在林子里。在墓前，我默默拿出在文史馆里拍的照片，烧给老杜。我说老爷子，这，是你的清白。眼前的沙枣树林，金黄色的花，开得正旺，满世界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