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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中央公安部电报：“台湾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将派遣军统特务杀手刘全德潜沪，阴谋暗害我军政首长，希即注意提防。”
次日，公安部又电：“刘将于十月底从舟山动身，与刘同来我区活动者尚有其他匪特多人，希即注意侦捕。”
与此同时，杭州市公安局函告：“刘已受保密局之命潜回活动。”
上海市公安局下属“情报委员会”安插在舟山（尚未解放）的特情亦报告：“刘全德受命暗杀陈毅市长，已搞好两只船，装了白糖，即日启程潜沪，与刘同行的还有一名军统特务。”
数日之内，从多条渠道发来的秘密情报集中指向同一个人：刘全德。
刘全德是谁？
对于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员来说，此人并不陌生。
刘全德其实是喝共产党的奶长大的。此人原籍江西吉水，生于1915年（又说1913年）。吉水是中国最早的红色苏区之一，被毛泽东盛赞为“飞将军”的红军着名将领黄公略，第三次反围剿时就战死在“赣水那边红一角”的吉水，因此吉水一度被苏维埃政权易名为公略县。当年吉水“闹红”，村村寨寨都在扩红征兵，16岁的刘全德随大流也参加了红军，没过多久还入了党。不管怎么说，凭这份履历怎么说都应当算是响当当的红小鬼。参加红军后，刘全德在红一军团当过班长、排长、连长，从事过部队保卫工作。有传闻说，他给当时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当过警卫员。还有人说，陈毅在红四军当政治部主任时，他是其麾下十一师某团的传令兵。不管怎么说，刘全德从根上熟悉共产党肯定没得说，和陈毅、罗瑞卿至少见过面也没得说。
因为机灵过人，尤其枪打得准，1933年刘全德被选派到中央特科工作，成为红色特工。非常不幸，1935年革命陷入低潮，他在武汉不慎被捕，架不住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很快倒戈叛变，投靠蓝衣社（军统前身）。抗战期间，他跟随军统头目陈恭澍、毛森，先后当上行动组长、大队长，在上海、杭州等地，多次执行暗杀和爆炸银行、铁路之类的行动，屡屡得手。1939年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成立，军统旋即与之展开以暗杀为手段的血腥厮拼。刘全德奉命锄奸，目标是76号电讯总台少将台长余玠。此人原为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真名李开峰，附逆后对军统的秘密电讯构成很大威胁，最终被刘全德成功剪除。民国三十年，为阻止汪逆发行推广伪中储券，刘全德奉命对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外滩15号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原址）实施爆炸威慑。数日之后，随着一记滚雷似的炸响，中央银行大堂一片狼藉，虽未造成多大实际伤害，刘全德的大名却从上海传到了重庆，受到军统局本部的通令嘉奖和赏赐。据传戴笠还随口说了一句，“好嘛，刘全德以后可以叫刘全能啦”。然而好运不长，此后不久刘全德即在上海被76号抓获。所幸昔日长官陈恭澍此时已先于他被捕附逆，由其出面担保劝降，刘全德很快也随陈投降，成为陈恭澍的副官兼汪伪特工学校教官，暗中仍随陈与军统保持联系。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虽以汉奸罪短暂入狱，但很快便被释放，出任国民党河北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与解放军进行所谓政治作战。1949年逃往台湾，一度担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刘全德则留在上海，担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组长。上海解放之初，1949年6月刘全德被我解放军第20军保卫部门抓获，但由于掌握情况不足，未能识破他的真相，关押一周后即予释放。之后刘全德随保密局秘密交通华庆发逃往舟山，继而转去台湾。
刘全德的到来，使台湾保密局极为振奋，许多久困未解的难题，似乎一下子有了打开的希望。毛人凤办公室主任、书记长潘其武迅速约见，迫不及待地要求其再返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这对一个刚从战场归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人似乎不够仁义，但保密局已顾不上任何虚情假意，非常时期，必须特事特办。刘全德也是急于邀功。他很明白，台湾岛很小，要想在其中立足，站稳脚跟，必须拿出慑服人心的本事来，天上不会掉馅饼。对潘其武的急切要求他毫无怨言，积极响应，随即制订出暗杀计划。毛人凤闻讯后亦拨冗安排，亲自出面召见，当场批准其行动计划，并委以保密局直属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头衔，要什么样的助手随他挑，限6个月完成任务，着即发给银元2780元（折合黄金超过30两），任务完成返台后再重奖黄金大条100根，共计1000两。
刘全德的潜入，给上海方面造成的压力也不小。主管反间谍工作的市公安局扬帆局长深感责任重大，第一时间就将敌情向陈毅、潘汉年作了报告，听取指示后，随即召开全局科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紧急动员。要求按市委指示，一手抓侦捕，限期破案；一手抓防范，确保首长安全。扬帆再三强调，“随侦随破”见面就抓，先发制敌，务必在敌人下手前将其抓获，绝不手软。同时宣布成立破案指挥部，指定社会处三室主任王征明、侦查科长王大超为正副总指挥。
一张天网迅即张开。凡是刘全德有可能进入的口岸和抵沪后有可能落脚的地点，均日夜监控；情报部门加紧与特情人员联络，密切关注保密局的所有动态；行政部门做好后勤保障和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