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首先是沿海口岸。
当时舟山群岛还为蒋军所盘踞，但与上海有交通往来，时有机帆船、渔船行驶于各沿海岛屿与上海之间。其中，货运机帆船一般走吴淞口入境，相对好把守，渔船则自由得多，漫长的海岸线上许多地方可供停泊，要想全部控制，很难。
根据来自舟山的情报，刘全德伪装成糖商，雇用两只满载白糖的船，因此判断，很有可能走吴淞口。指挥部特别选派了老练的侦查员过去，在边防和驻军之上，再加一道锁。
10月30日，果然有两只船，从敌占的大洋山岛，装满白糖过来。但侦查员会同边防部队，把两只船兜底查了，都不见刘全德，只发现了一个家在上海的军统老特工叫安平贵，当时也没动他，以免打草惊蛇。直到第二天，才在他家，将此人密捕。
安平贵到案后拒不交代，这使侦查员陷入很大困顿。刘全德哪儿去了？是情报弄错了，还是他从别的地方偷偷登陆了？如果安平贵是为他打前站，安的被捕，很可能影响他再走吴淞口，但绝不可能迫使他打退堂鼓。保密局如此郑重其事的托付，怎么可能允许他半途而废！
事后得知，安平贵是刘全德的6人行动组成员之一，行前与刘一起在台湾接受简易爆破训练，以后又一起在舟山、大洋山做准备工作，是刘的重要助手。
下一步重点，是市内刘全德有可能落脚及活动的场所。
从11月4日起，先后有几个特情报告，他们已在马路上和电车上见到过刘全德。其中一名特情报告，他是在武康路遇见刘全德的。
所有人的心，顿时抽紧。
刘全德不仅已经潜入市区，而且正在向目标区域逼近。
陈毅市长当时就住在湖南路、武康路口。
极大的不安袭扰着侦查人员的心。不知何时何地，刘全德竟然已经越过我方严密的布控，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了，而且开始在市内频繁活动，这说明他随时有可能动手。一种失职感搅得市公安局上上下下坐卧不宁。
3、
指挥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调整部署。
对刘全德在沪的所有社会关系进行反复梳理，分析排队，确定对以下四个点作重点侦控。
一是长乐路491弄（文元坊）37号姜冠球家。姜的母亲是刘的干妈，姜的邻居胡素贞是刘的姘妇。
二是西藏路国泰戏院老板张春帆家。此人是上海滩有名的流氓，是刘的好友。
三是大通路254号刘林鹤家。也是刘的密友。
四是山西路7号内衣店主史晓峰家。此人是刘在汪伪政治保卫局的同事，刘暗杀余玠后，曾在史家藏匿好几个月，未被日伪发现。
对以上四个点，全部建立流动和固定监视哨，24小时严密监控，务必眼睛睁得大大的，等待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刘全德。
与此同时，指挥部撒出陆仲达、高激云两张特情网。两人都是刘全德的旧交，都有一定的负面历史，上海解放后经教育训导，愿意为我所用，建为特情。指挥部要求，二人须想定各自的借口，全面走访刘全德在上海的所有社会关系，主动出击，寻找刘的踪迹。
陆仲达和刘全德早在1943年就已相识，当时两人都在汪伪政治保卫局担任伪职，多有交集，渊源颇深。上海解放后，陆仲达随警察局起义人员一起被留用，不久辞职，1949年9月被我建为特情。
陆仲达接受任务是11月8日，当天晚上就去了姜冠球家。本想摸点情况再回去汇报不迟，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刘全德，陆仲达不觉一怔。随即赶紧调整情绪，假意跟对方寒暄，说些好久不见的客气话。
这个时候的陆仲达不免后悔出来时没跟相关人员打招呼，顿感孤掌难鸣。
乍一见到陆仲达，刘全德有些惊恐，立即向窗外张望，见没有可疑的动静，才稍稍宽心。
两人拱手行礼，坐下。为掩饰不安，刘全德张嘴道：“我刚从舟山过来，想找个熟人介绍，去公安局自首。”
陆仲达假意诉苦：“我也失业了，今天过来，就是想找老朋友问问，有没有关系帮忙介绍一个工作。”
看得出，几句寒暄打消不了刘全德的戒备，他眼中流露出的全是浓浓的警惕。
几句话过后，刘全德起身要走，同时示意陆仲达一起走。陆仲达没办法，只好相跟在他身后。
出门的时候，环顾四周，文元坊里灯影朦胧，辨不清远近交替的一张张面孔，陆仲达再一次暗悔独自行动。
如果就这样一直跟着，肯定会让刘全德起疑，但要扭送，陆仲达又唯恐自己一个人对付不了训练有素的刘全德。犹豫再三，拐上长乐路的时候，陆仲达决定从长计议，先放弃，以免打草惊蛇，便借口要去访问另外一个朋友，与刘分手。
文元坊出入人员较多，陆仲达与负责监视姜冠球家的外线事前没有通气，联系不上，双方没有呼应，已经入网的“鱼儿”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