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事情要从三周前的1月27日说起。是日，陈仪叫来外甥丁名楠，嘱咐其作为他的特别信使，携带他亲笔书写的一封短笺和一张纸条前往上海长乐路1221号，面见新任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陈仪攥着两张薄薄的纸片，仿佛攥着千钧重负，郑重告诫外甥：“你一定要亲手把东西交到克勤（汤恩伯原名汤克勤）手中，确保万无一失，稍有差池就可能人头落地。”
丁名楠肃穆以待，同样郑重万分地点头：“舅舅放心，就是丢了性命我也不会弄丢您的嘱托。”
原来，还在5个月之前，对蒋介石深感失望的陈仪就已接受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同意起义。但是，他对来人说，“保护桑梓之地不受战乱祸害，早在20多年前就是我投奔孙传芳的目的，现在同样初衷不改，为浙江和平解放做贡献义不容辞。但是我这个省主席手下只有一个保安特务团，成不了大气候，顶多做到不抵抗而已。假如能够策反汤恩伯，我想起到的作用会大不一样”。
这样的建议当然是中共所乐见的。
正因为对中共方面许下了这个承诺，5个月后，他才会派自己的外甥，前往上海递送密信。
陈仪的短笺是向汤恩伯引介丁名楠，并无实质内容，要害在那张纸条上。纸条上未署上下款，也没有具名，以毛笔竖行书写：
一、军队宜紧缩，二、待遇宜提高，三、驻地宜规定，四、军风纪严肃，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之材料，酌量归还，六、营房宜多建，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
毛笔之后是用钢笔做的补充：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乙一、约定〇地区会合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〇月内改编原有部队，三、取消〇〇〇给予相当职位。
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中共方面对汤恩伯起义所提的要求和约定的部署。
1月28日，丁名楠在陈仪旧部、原台湾省长官公署宣传委员胡允恭（化名胡邦宪，中共地下党员）的陪伴下到沪，将短笺和纸条面交汤恩伯。
就在陈仪等待汤恩伯回复的当口，2月初，陈仪突遭行政院免职，屁股底下还没焐热的省主席宝座顷刻被褫夺。紧接着，陈仪又接到蒋经国代表其父打来的电话，称老头子正在奉化溪口老家等着呐，特邀陈伯（陈仪年长蒋介石四岁）前去一叙。蒋介石一个多月前宣布下野，暂将总统宝座让予李宗仁，此时正强忍一腔妒火，蛰伏奉化窥视大局。陈仪这边刚刚放下蒋大公子的电话，转脸那头又接到蒋介石侍卫长俞济时的电话，内容同样是催促他去奉化。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向淞沪方面放话，要“汤（恩伯）总司令转公洽兄，交卸后请来溪口一谈”。听上去语调委婉，态度诚恳，仿佛要为他被撤职的事向老朋友做些解释和安抚。
陈仪并不在乎失去职务，也不愿意遵命去见蒋介石，最让他牵挂的是，汤恩伯见了他的信会是什么态度，他迫切需要知道。
就在这时，陈仪接到中共地下党方面传来的警告，他写给汤恩伯的密信，已经到了蒋介石的案头，汤恩伯将他这个恩师出卖了。情况万分危急，请陈仪先生立刻转移。
但是，陈仪对这个警告完全不相信。一方面他不相信曾经饱受自己恩惠的汤恩伯会将他出卖；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中共地下党的能量，跟老蒋直接相关的事属于顶级机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不可能吧，八成是捕风捉影！此时的陈仪完全低估了中共地下党的谍战能力，不知道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到处都潜伏着中共的情报人员，蒋介石及其高官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控。
陈仪是一个极其自信的人，凡成功人士无不自信。正是出于这种自信，他才不相信那个曾当着自己的面表示要与独夫分道扬镳的汤恩伯，会在旦夕之际出卖自己！他宁愿相信，汤恩伯即使不愿听从自己发动起义，也完全可以自便，对那封信，“如不以为然，看过丢了就是了”，根本用不着勉强，更不至于卖师求荣吧！正是怀着这样极其复杂的心情，陈仪下决心再见汤恩伯一面，听他当面解释清楚。
于是，2月21日下午，陈仪驱车直奔上海而来。
4、
也难怪，若论陈仪与汤恩伯的关系，的确恩深似海、情同父子。
汤恩伯，原名汤克勤，乃浙江武义一介穷书生，幸遇陈仪慷慨解囊资助，才得以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就读。毕业回国后，人脉局促的汤克勤，先获陈仪接纳，进入浙一师担任少校参谋，又蒙陈仪举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从此颇受青睐，平步青云。为感念师恩，汤克勤索性改名汤恩伯，并且人前人后一再表白，“不独陈先生一手提拔我，我一生做人做事都是陈先生教我的”。即使后来汤恩伯官衔晋将，一步步跃过龙门，成为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军事主官之一，与陈诚、胡宗南相并列，仍对陈仪持弟子之礼，极尽恭谨。而陈仪，也对这位弟子赏识有加，极力维护，自鸣得意，台湾“二二八事件”期间，陈仪就曾向蒋介石点名要汤恩伯领兵，赴台纾难。1947年汤恩伯以上将衔兼任第1兵团司令，率部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5月孟良崮战役，所部整编74师及师长张灵甫被悉数歼灭。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不仅下令将汤恩伯撤职查办，还当众对汤拳打脚踢，斥骂罚跪，并且逐出客厅，极尽羞辱之能事。所幸有陈仪出面为其担保，反复向老蒋游说，才获得赦免。事后，汤恩伯面对陈仪痛哭流涕，一再宣泄要与独夫分道扬镳的反蒋情绪。后来又是在陈仪的反复运作推荐下，几个月后汤恩伯再度出山，担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为年底升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做好了铺垫。
可以说，如果没有陈仪，就绝不会有后来的汤恩伯。正是凭着两人之间几十年的过硬交情，陈仪才敢放心地对他发起劝降攻势，而毫不担心旁生枝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意外还真就发生了。
据当时与汤恩伯过从甚密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事后回忆，“汤接此信（指陈仪的密信），激动异常……一日屡以电话约余晤谈，但及余至其住所，却又顾左右而言他，历时甚久，不得要领。余窥其彷徨焦灼，痛苦不安之反常表现，心知必已遭遇严重困难，而有难言之隐，彼既不愿透露，我亦不便追问……”
不用说，汤恩伯的痛苦焦灼完全是由陈仪带来的。关键在于他不想听命于陈仪，如果他愿意听命，又何来痛苦？更糟糕的是，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划清界线”“大义灭亲”，把背叛党国的罪魁交由军法处置吗？对别人可以，但对恩师陈仪，他做不到。在所谓原则大义和普世伦理道德面前，他无法装聋作哑。如果不是陈仪，他汤恩伯无论要灭哪一个，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要命的偏偏是陈仪。
就在这时，意外再次袭来。
汤恩伯有一个女秘书叫胡德珍，是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的老婆，毛森当时担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后任上海警察局局长）。夫妻二人当时都供职汤部，名为下属，实际上都是为监视汤恩伯而来，对汤的一举一动实施秘密监控。蒋介石这是生怕有第二个第三个傅作义、吴化文出现。陈仪派外甥来送信的电话，实际上当天就被胡德珍窃听了，但她暂时还不知丁名楠要送的是什么信，因此格外关注。汤恩伯收到陈仪的密信后，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更没有检举，而是把信锁进了办公桌抽屉。作为贴身秘书的胡德珍，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乘隙打开抽屉，偷看了信的内容，然后再把信原封未动地放回了原处。胡德珍自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不料汤恩伯在信上是做了暗记的，稍后他便发现这封信被人动过了，立马冷气倒抽，大感不妙。敢于在他的办公室动他抽屉偷看他秘密的人会是什么来头呢，他一时还摸不着头脑，中共地下党、军统，都有可能。汤恩伯一时间只觉得两眼一抹黑。
有一个历史细节是这样传说的：就在汤恩伯百爪挠心之时，蒋经国、蒋纬国两兄弟突然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开玩笑说他们是来要汤司令请他们喝杯咖啡的。汤恩伯先是一愣，转瞬反应过来，忙满脸堆笑道：“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两位公子是稀客，平素请都请不来，今朝一起光临，实属万幸！”起身就把两位往楼下让。来到客厅，汤恩伯正欲招呼，却蓦然看见，蒋介石已在沙发上端坐。汤恩伯顿时吓得腿都软了。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蒋介石此刻来到汤公馆是已经获知了机密还是暂未获知机密，但汤恩伯自己清楚，除了出卖恩师，他已经没有了第二种选择。
随后便发生了陈仪被行政院免职，蒋介石电约奉化见面等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