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组织的运维模式渐入正轨，临时仓库即将被取消，物资悉数被搬进总仓库。志愿者们也重新分了班次，每班在岗人数少了大半。
夜里23点30分，雷鹏与值班的几名志愿者将最后一批零散物资搬上货车，临时摆放物资的大厅彻底空了。
雷鹏有些失落，货被搬空了，意味着自己就快没有用武之地了，而这个时候，再想回河北也不太现实。他趴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深夜1点，又有悲伤的消息传来，志愿者小胖的爷爷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因医院缺床位，无法收治，只能在家隔离观察。小胖是物资组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刚满19岁，作为爷爷的密切接触者，他也必须在家隔离。
第二天，雷鹏发现志愿者办公处附近的街上，居然有一家面馆开门了。老板说，自己也是没法子，不营业就没有钱赚，房租要照付，年前囤的食材也要消化。但营业吧，家人又埋怨他铤而走险，一天打好几通电话。
营业，不营业，两种选择都是为了保命。想到这一点，雷鹏感到一种比苦难还深层的悲凉。后来几天，这家面馆成了他最常光顾的地方。
工作清闲时，雷鹏总觉得心里不安。他认为自己住着免费公寓，每天领盒饭，是在占用组织的资源。他主动向主任提出：“不行的话，要不我就找找别的地儿吧？”主任安抚他，叫他别急，疫情尚处爬坡期，以后有的是活儿要安排。
次日，主任带雷鹏和来自河北承德的志愿者小盖开车去了趟嘉鱼县。唐山市捐赠了一罐车酒精，可化工仓库没有分装能力，于是他们紧急联络到嘉鱼县一家可以分装的工厂。特殊时期，导航失灵，车子在省道上胡乱开了大半天。
这天武汉下了雨，雷鹏全速开车，卷起一片泥汤。途中，又遇到大量土堆和隔离墩，车和人都被困在了雨里。雷鹏故意站在车外，任雨水打湿外套，期望将这种感觉记得更深、更久一些。他想起1997年7月1日，24岁的自己在连队哨位上站岗，当国歌奏响时，心底涌起的自豪感和当下的感觉很类似。
为限制出行，嘉鱼县将多处路口的红绿灯都设成了红灯。闯一个红灯要扣6分，而为了顺利运取物资，雷鹏也没数自己究竟闯了多少个。20吨酒精，对此时的武汉来说，如降甘霖，雷鹏想，这些分扣得很值当。
有几个昼夜，雷鹏是有些忧心的。新闻里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致死率不高，但他身边不断有志愿者的家属、朋友感染，这令他深感无助。有的刚刚被确诊两天，还未来得及接受治疗，便不幸去世了。
在家隔离后，小胖开始每天与谣言做斗争。每看到一条有关疫情的新消息，他就发到志愿者群，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爷爷被确诊后没多久，小胖的奶奶、姑姑也先后被确诊，家人分别被安置到不同的地方进行隔离。小胖心情颓丧，觉得是自己没有做好消毒工作，将病毒带给了家人，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群内的老哥老姐们纷纷出来劝解，只要手上没活儿，就不间断地给小胖发一些积极的消息，将群内氛围营造得很轻松。物资组组长承诺，疫情结束后，要请大家喝酒、撸串，再去长江大桥走一走。
2月4日下午，雷鹏和几位志愿者驱车前往武汉客厅，帮忙搭建方舱医院。他们抵达时，门口停着几辆巨型货车。走进武汉客厅的C馆，他一眼就看出，自己要拼装的床架、床板，都是从军队仓库直接拉来的，数了数，能安置四五百个病人。
2月5日，雷鹏又跑到高速路口，接应工信部派给火神山医院的救护车。警戒线在距火神山医院工地很远的地方就拉起来了，工作人员用车在工地外列队，形成几公里的车龙。无法靠近神秘的火神山医院，雷鹏便使用航拍器，给自己和车子在工地外围远远地合了影。
随着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的搭建，物资组重新忙碌起来，不断有新的志愿者加入。其中一位新朋友是个天津老哥，为顺利抵达武汉，他先是坐火车到湖南省临湘市，然后在临湘市买了一辆自行车，骑行了整整两天。
老哥的故事精彩得像公路片，让雷鹏坚定了守在武汉的信念：越是身处危城，越要增强生命活力，如此方能迎接疫情过后簇新闪亮的武汉。
元宵节夜里，雷鹏开车同萧萧、小盖去了黄鹤楼。有一年春节，热爱摄影的他特意来拍黄鹤楼，那时视线可及处，游客都排着长队。这晚，黄鹤楼花灯如昼，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拍，镜头里都没有人影。雷鹏向来讨厌景区人多，现在却特别怀念挤在人堆里拍照的感觉。
雷鹏问萧萧，疫情结束后最想做什么。萧萧哽咽着说，想在自家小区里走一圈，她已经很久没见到邻居了。
雷鹏的鼻子酸了。这个瘦弱的小姑娘总喜欢把责任扛在自己肩上。次日上午，他和萧萧、小盖一起去武汉市肺科医院送14支免疫球蛋白，萧萧翻箱倒柜地找出3副护目镜，叮嘱两个爷们儿做好防护措施，到了医院门口，却不准他们下车，执意自己去送药。
隔着车窗，雷鹏瞧见医护人员远远地招手，示意萧萧把药放在地上，自己再过去拿。临告别，医护人员突然双手合十，颔首致谢。
这天，武汉的天气由阴转晴。早上起床的时候，雷鹏看到，明媚的艳阳下，楼下的老人正在自家阳台上晾晒花被子，没有戴口罩。
雷鹏想，等疫情过去，他要和大家一起摘下口罩，充分享受新鲜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