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智赚“地皮大王”
20世纪20年代，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是个承袭长辈余荫的纨绔子弟，既花钱慷慨，好出风头，又喜欢附庸风雅。一次，张大千走进程家位于爱文义路的豪宅，见厅堂上挂满的名家字画，大多为赝品。张大千不但不说破，反而大加赞赏，并说：“程二先生，你收的字画，珍品很多，可惜不专。如果专收一家，马上就能搞出个名堂来了。”程霖生怦然心动地问：“你看收哪家好？”“你喜欢石涛，就收石涛好了。他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了才出家，人品极高。专收石涛，配你程二先生的身份，最好把斋名也改题作‘石涛堂。”
张大千辞归后，物色到一张二丈四尺的明代宣纸，精心仿作成一幅石涛的大中堂，再将其装裱、做旧，一切妥当后，找了个书画掮客来，叫他去兜揽程霖生的生意，并叮嘱说：“一定要卖5000个大洋，少一文也不行。”
“地皮大王”要觅“天下第一的石涛”，这话已经传遍“圈内”。登门求售者甚多，但程霖生都认为尺寸不够，直到这幅两丈多的大中堂入目，方始中意：“我不还你的价，五千就五千。不过，我要请张大千来，他说是真的，我才买。”即派汽车把张大千接来，哪知张大千一看，脱口说出二字：“假的！”
“假的？”掮客说，“张先生，你倒再仔细看看。”
“不必再看。”张大千指着画批评，哪处山的气势太弱，哪处树林的笔法太嫩，说得头头是道。
掮客既懊丧又窝火，不知张大千为什么要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卷起了画，怒气冲冲地赶到张家。张大千笑着告诉他：“你不必开口，听我说。你过两天再去看程霖生，就说这幅画张大千买去了。”掮客愣了一下，旋即恍然大悟。过了几天，掮客空着手去拜访“地皮大王”。程霖生颇为讨厌：“你来干什么？”“没有什么。我是来告诉程老板，那幅石涛的大中堂，张大千买去了。”“张大千买去了！真的？你卖给他多少钱？”“四千五。”程霖生十分恼怒：“张大千真不上路！你为什么不拿回来卖给我？”“我要拿回来说是真的，程老板，你怎么会相信？”程霖生语塞，想了一下说：“你想法子去弄回来，我加一倍，出九千大洋买你的。”
过了几天，掮客来回话说，张大千表示，并非有意夺人所好，一时看走了眼，如若改口，倒像串通了骗人似的；为了表示歉意，所以他买了。听了这番解释，程霖生略为消气，但对二丈四尺的石涛山水，向往之心更切：“那么，他卖不卖呢？”“当然卖。”“要多少？”“程老板再加一千，凑成整数。”掮客接着说，“我没告诉他是程老板要买，恐怕他狮子大张口。”“好！一万就一万。”程霖生悻悻地说：“我的’石涛堂，不许姓张的上门。”其实张大千亦不必上门：程霖生先后收藏了300多幅石涛的画，其中，大半出自张大千之手。
迟到的处罚
南宋抗金名将刘锜严于治军，尤重军纪。在他任江东路副总管时，手下有一个年轻的军吏犯了法，案件都已经查实了，可刘锜就是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刘锜说：“你们暂时不要管，到时我自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就在大家都觉得这件事会不了了之时，一年后的一天，刘锜忽然传令将犯法的军吏抓了起来，当着全体士兵的面，打了军吏五十大板，并且说：“这是对他一年前所犯罪行的惩罚。”士兵们对刘锜的做法感到不理解，一人问道：“既然他是一年前犯的罪，而且当时已经查实，为什么当时不处罚，偏要等一年之后才处罚呢？”
刘锜解释说：“一年前，他的确犯了罪，但当我看到调查案卷时，发现他的老母亲正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如果那时处罚他，他的母亲一定会因为儿子犯法而加重病情，悲愤离世。儿子犯罪，不能累及他的母亲，所以，我才决定在一年后处罚他！”士兵们一听，感叹不已，而那个犯罪的军吏，更是泪流满面。从此以后，他洗心革面，作战无惧生死，成了刘锜的得力助手。
不识才
唐太宗执政后，主张治理好天下一定要有出色的人才。他召宰相封德彝进宫，说：“宰相的职责就是管理百官，举荐人才。我想请老宰相出力，为我朝多多选拔出色的人才。”
过了好长时间，封德彝也没有推荐一个人。
太宗又一次把他召进宫中，问道：“我上次请老宰相为我朝物色人才，这么久了，不见推荐一人，是不是宰相忘了这件事情？”
“陛下交代的事情，微臣怎么敢忘。”封德彝说，“我到处寻访，尽了全力，现在，天下确实没有出色的人才。”
太宗正色道：“君子用人，如同使用器物，各自取其长处。古代使国家大治的君主，难道都要从别的时代去借取人才吗？要怪就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指责整个天下没有人才呢？”
封德彝满脸羞惭，悻悻退下。
“元旦”始于民国
“元旦”一词真正热起来，始于民国。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也结束了唯用天干地支纪年的历史，进入了西历（阳历）与中历（阴历）并存的“二元”历法新时期。以西历公元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确定为民国元年的元旦。
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1912年2月17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发布公告：“应自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
民国三年（1914年）1月21日，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定四季节假呈》，其中说道：“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