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件事，后来陆小曼在1961年写了文章澄清。她说当时外界谣传她避难于礼查饭店，但其实她因病缠绵床笫，已在四明村卧病好几个月。关于这件事，是王赓亲口告诉她母亲的，因她母亲一直和王赓感情很好，在他们离婚后，一直有来往。她说，王赓之所以急匆匆地到美国驻沪领事馆去，是要找他在西点军校同班的一个美国同学──同是好炮手的那位朋友去研究一下，为什么由他指挥打向日本总司令部的炮老是因为一点小差错而不能命中目标。因此此行并非私会陆小曼，“却向香巢访玉人”完全是诗人的想象了。
陆小曼说：“……因为当时租界上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们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赓的主要目的，就是到了巡捕房可以要捕房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公事皮包扣留下来，因其中确有不少的要紧文件，不能落在日军手内。因此，捕房内的中国人就答应将皮包代为保藏。外界流传的带了作战地图去投日本人这句话，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所以外边的流言便更多了。事后不久就由美国领事馆向日军将他要了出来，由中国政府加以监禁、审讯。由于各种的证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证件，才算查清了这件案子，始予释放。”
《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其中亦有口述笔记谈道：“在淞沪战争的时候，有许多将领，尤其是广东将领在战场上打得疲乏的时候，常常溜到租界里去享受一番，这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认为日本军队不会在租界里采取任何激烈行动，王赓便是抱着这种心理的一个人……外面人说（劫去的）皮包里有军事地图，可是据军事方面有关人说，皮包里只有一本支票和若干名单，并无军事地图。真相如何，自然我们无法确定，说他去献地图是决不会的，假定他要出卖军事秘密，在当时租界里有的是门路，决不会做得这样笨。至于他的行动不检点，敢于如此的轻举妄动，真是绝无可恕。”
罗家伦认为王赓到公共租界去的动机与陆小曼转述王赓的说法有所不同，但据莫雄（时为税警团总参议，王赓出事后接任总团长）在《淞沪抗战中的税警团》一文中说，王赓此行之前曾与宋子文密谈过，可能是肩负某项重大使命，而非如传言所说是去“跳舞”或与小曼重拾旧欢。
莫雄还说，王赓回到总团后，在寝室内清出大堆军事绝密文件，如我军作战方案、比例图，敌我双方的兵力配置图等，悉数交给他“保管使用”，并告知自己要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回访西点军校同学。莫雄问何事？王答“过两天你会明白”，坚不吐实。
由此观之，陆小曼转述王赓的说法，并无为亲者讳之嫌，是可信的。根据莫雄的说法，则根本是无“图”可献。王赓的学长温应星的儿子温哈熊将军在其口述历史中也说：“王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也是委屈得很，别人把他说成是带着地图投降日本，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但以讹传讹之后，就好像变成真的了。”
退兵是必然
众口铄金，当时对“王赓献地图”可说到了群情鼎沸、 “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
然而，“退兵只为舆图失”吗？当然不是。我们看3月2日十九路军为退兵事在南翔发表的通电，说退兵之因有四：
浏河方面前晚有日军数千人登陆，当时我方驻于该处之军队，其数甚少，寡众悬殊；日人又用飞机投烟幕弹，使我军处于烟雾迷漫中，方向无从捉摸，致敌军得以潜自登岸。该地既为敌军占领，我军腹背受敌，在江湾庙行大场等处之军队，不得不退，迟则全数牺牲，此不得不退却者一。
我军左翼被压迫过甚，敌军于前日开炮达数千发，飞机不时投弹，我军军械不如敌军，只能用步枪抵抗，万难发展，此不得不退却者二。
昆山方面之桥梁已被日机炸弹炸毁，不能运输，前后殊难呼应，此不得不退却者三。
我方援军为数甚少，日方日有军队来沪，其兵力已达十万，以我疲乏之师，敌彼生力之军，自难取胜，此不得不退却者四。
面对强敌，其实“总撤退”早已进入了淞沪守军将领们的议事日程。十九路军的宿将丘国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总撤退……其必然性则早在我们意料之中；不过，这责任应由谁负之，此当待后世治史者之评论……”
此外，徐志摩好友吴宓并非知兵之士，但他当时亦曾撰文表示“淞沪之役的终于败退，早已成为定局，绝非区区一张军用地图所可旋转乾坤”，这不失为持平之论。不管王赓是不是真的献过地图，都绝不能对淞沪之役的终局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