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宣德以后，宦官事权进一步扩大，宦官受教育问题也愈发被统治者重视。宣德年间，皇帝设立内书堂供宦官读书。明中期，内书堂隶属于司礼监，提督太监为最高负责人，由掌司具体负责，下设“年长有势力”者六至八名为学长，负责处理日常学习、管理事务。朝中受宠小宦官常被选入内书堂或文华殿东庑学习，由翰林学士、侍讲、编修等官员来担任教师。英宗朱祁镇复位后，天顺二年（1458）起，皇太子进学之地点选定在文华殿东庑，宦官教习地点遂定于司礼监内书堂。从此为定例。
如同《明代内书堂考论》所说：“在（明代的）宦官升迁上，非内书堂不入文书房，非文书房不入司礼监；而翰林恰恰是内书堂的教师，内书堂的宦官常常又是未来皇帝和皇子皇妃的老师。由内书堂引发的一系列微妙的关系，牵动着明朝的整个政局的走向。”
当教育和政治生涯绑定，明代宦官的学习热情异常高涨，很多宦官为了进入司礼监，得到批红权，就会在私底下用功读书。出身和教育的变化让明代宦官群体出现了一批“士宦”，他们虽然是宦官，但在自我认同上却跟士人走得更近。他们尽管仍旧依附于皇权，抱持着忠君爱国的念头，但也习得左右平衡之术，小心翼翼维持着皇帝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像怀恩、张佐、黄锦、李芳等人都是“士宦”的代表。
从明中期开始，当文官们意识到宦官衙门化已成定局，他们逐渐接受了宦官作为官僚体系中重要一环的存在，他们批评、对抗恶宦，但很少再去否定宦官机构。为了影响朝廷决策，使其更符合文官领袖及其背后的士绅力量的期待，内阁大臣们一方面积极拉拢司礼监宦官，一方面通过对年轻宦官教育的干预，培养士人化的宦官。
嘉靖末年，徐阶担任内阁首辅，他也十分重视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徐阶同司礼监宦官们交好，但内心始终警惕宦官，担忧宦官权力对阁权的侵扰。为了限制宦官，他也在宦官教育上动了心思，但他着眼的不是培养士宦，而是防备青年宦官与资深翰林学士的勾结。徐阶试图分化两者，所以任命了一些资历较浅的翰林官为内书堂教习。在他领衔内阁期间，内阁与司礼监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关系，这其实也是明代中期的一种常态。明代中期，司礼监与内阁互相制衡，但总体维持着平衡，在魏忠贤为代表的权宦与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等文官内部党派交恶或勾结、党争前，明代从嘉靖到万历这近一百年时间里，宦官很少兴风作浪，史书上反而出现不少贤宦的记录。明中期的宦官更接近于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官僚体制对抗的产物。
明代宦官有自我约束的习惯，不仅仅是跟他们的出身、受教育程度、在宫廷中的危机感有关，也和他们与民间社会的联系有关系。
明代宦官们在沾染士人习气后，重视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评判。嘉靖年间的黄锦，他不但在清官海瑞死谏嘉靖时为海瑞斡旋，还积极投身于对家乡的资助。黄锦是河南洛阳人，洛阳有一条河叫瀍河，在这条河上的桥，常会经受洪水考验。嘉靖三十八年（1559），黄锦回乡探亲，得知乡民已有两年无桥可便，便发愿修桥，由其弟锦衣千户黄子铠主持捐资募款，未花普通百姓一分钱，便将桥建成。百姓感其济涉便民的义举，特在桥头为黄氏兄弟竖碑撰记，将此桥命名为“黄公广济桥”。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明代宦官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宦官们不同的出身、志趣、立场等，让他们或是与士大夫为敌，或是与士人交好，乃至在祭祀、信仰、维护口碑上都与士人相近。
所以，对待明代宦官，不只有皇权这一条理解路径，宦官作为一个主体，在皇室、文官、武将乃至更广阔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流动。他们虽依附皇权，但在特定时候也表现出自身的张力，从士宦的角度来理解明代宦官，可以找到一条新的研究思路，也可以消除很多对宦官的成见。说到底，所谓宦官之恶，根源不在宦官而在制度，在明代，宦官和文官并没有道德上的本质差异，真正把他们区别开的，是他们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