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李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在此书信中，李华通过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谆谆教导两个外孙。书信提到：“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
李华生于唐开元三年（715），幼时为开元十年前后。他于洛阳南市，闲逛“帽行”之时，突然观察到帽行所卖之帽，貂帽多，帷帽少。看到这样的着装变化，当时守旧的人已经在感叹风俗不再淳厚。
李华的观察大致符合史书的记载。在武德、贞观年间，宫女骑马外出，全身都要被羃遮蔽。但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这种遮蔽的情形就出现变化，“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正因为“到颈浅露”的帷帽逐渐取代了“全身遮蔽”的羃，所以这种着装风俗被认为“深失礼容”。
人到中年，李华曾在首都长安西市闲逛，突然发现帽行里没有帷帽卖。社会上出现了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情形，所谓“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如果此时再有戴帷帽、羃的妇女，必然被视作是异类。看到这样的着装情形，李华颇有不解，进而又感叹说“颠之倒之，莫甚于此”。
李华在街头“细腻”的观察依然能被《大唐新语》的记载所印证。开元天宝之际，妇人“领巾覆头”“露髻驰骋”已十分常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三月春光明媚，游春仕女或乘车跨马，红裙相连制成帷幄，无拘无束，尽享春日。根据《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描摹，其中不乏女扮男装、头戴幞巾的宫女。
服装，作为显着的社会符号和标志，具备划清性别的界限的功能。而服饰在性别上所刻画出的分界线，绝不仅是两性在外观上的区别，它更意味着表象之下的价值与能力，以及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
性别间的易装行为模糊了两性外观上的区别，无异于颠覆了社会最基本的规则——礼法。李华出身赵郡李氏，这样的名门一般世代言行守礼，所以他从社会当中流行服饰看出的是“颓风败俗”。他记录自己的观察，写信给两个外孙女，是希望她们作为名门之后，应当诚遵训诫。
当时，都城长安的普通百姓能从服饰看到什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个人——东城老父贾昌，他也是一位在日常生活中留意服饰变化的长安居民。贾昌曾经在街道上通过“首饰靴服之制”看到了胡风，表达他对长安少年有“胡心”的担忧。
经过安史之乱，贾昌年老行动不便，他拄杖出行，四处观望，发现穿白衫的人数不满百人。进而感叹：“难道天下之人，都去当兵了吗？”贾昌之所以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平民穿白衣，士兵着皂服。他回忆起开元年间闲逛街头的所见所闻。彼时，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多着白衣而少穿黑衣，以致有人禳除病患需要用黑布的时候，重金求购却不得，后来竟然用制作幞头的“黑罗”代替。天宝之后，兵额剧增，长安城中的士兵亦多，所以街头的着装风尚也有所改变。贾昌通过服饰的变化对中晚唐武人增多的情况有着准确的观察。
搅动大唐盛世格局的安禄山的服饰是怎样的呢？《安禄山事迹》透露出一些信息。安禄山身材肥胖，身着胡帽、胡衣、胡靴，他擅长跳胡旋舞，常常往来于长安与河北之间。《安禄山事迹》说他“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这说明安禄山乘骑于道，所着“胡服”一定会让路旁的观者看到，不过以他的权势和性格，也不在乎这些了，唐代的律制拿他又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