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有没有懊悔自己的“伤害百姓，靡费天下”，是今天仍被史家激烈争论的问题。但汉武帝时代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今天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大多数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今天的中国人，许多地方仍为这些因素所塑造。
汉武帝的“小目标”
农业社会的剩余，归根结底是非常有限的。文景时代的国家积累，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在战争和救灾面前，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年轻的汉武帝开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元朔年间，皇帝就不得不开始面对国库空虚的事实。西南夷的开拓一度暂停，但对匈奴的战车一旦启动，就只能一路狂奔。在这段开支浩繁的岁月里，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皇帝，汉武帝很清楚，有三种人必须优先给予安抚。
第一种人是杀敌建功的将士。秦朝灭亡就是近在眼前的教训。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秦军的回报剧减。结果二世即位后天下大乱，秦军主力当中，一支向项羽投降，另一支南征的部队干脆截断归途独立建国，这种情势下，秦朝不亡，也就没天理了。所以，一定要确保浴血沙场的将士有足够的回报。《史记》留下了许多“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是岁费凡百余巨万”“赏赐五十万金”之类的记录。一直到元狩四年，空前重大的胜利意味着之前已经花掉了空前庞大的军费，现在又要有空前浩大的赏金支出，才终于“战士颇不得禄矣”。
第二种人是入境投降的敌人。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降汉朝。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前往迎接，为让浑邪王感受到汉朝的热情和实力，组织了两万辆马车，组成浩浩荡荡的欢迎队伍。这些匈奴人在汉地没有生存能力，之后衣食用度完全“仰给县官”，即靠朝廷的财政拨款来生活。具体操作中，有些环节也确实难免变成形象工程，但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归附，在汉武帝看来，算长远利益，无疑是值得的。
第三种人是流离失所的灾民。被逼入绝境的民众会铤而走险。曾有一个叫徐乐的人为汉武帝分析说：国家的危难，分为土崩和瓦解两种情况。只是社会上层不满，叫作瓦解，好比景帝时七国之乱就是这样，那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社会底层不满，叫作土崩，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那就无可挽救了。汉武帝很赞赏徐乐的观点，为避免土崩，救灾的时候，他也从不吝惜。
既然这些地方绝不能省，那么，钱从哪里来呢？汉朝常规的赋税总和大约六七十亿，面对动辄超过百亿的开支，应该怎么办？
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打击对象，是诸侯王。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诸侯王都适合成为优先打击对象：首先，诸侯王强大了，对中央朝廷是个威胁；其次，诸侯王特别有钱，事实上从三大暴利行业里获益最多的，就是诸侯王；最后，诸侯王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特殊人群，也不得人心，打击了他们，老百姓未必有多少同情心，欢呼雀跃也说不定。
但这还远远不够。汉武帝又寄望于富裕民众尤其是大商人的捐款。于是有个河南人叫卜式的，成了标志性的人物。对匈奴的战争启动之初，卜式就提出要上缴一半家产给朝廷。皇帝把卜式的事迹“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树立他为正面典型。当时，社会上涌现了许多这样的富商：家累万金，随行车辆一百多，大量贫民成为他们的私人奴仆，而“不佐国家之急”。汉武帝觉得忍无可忍。宣传卜式，可能是最后一次提醒和警告：应该与朝廷共克时艰。既然富人们仍然如此不知死活，那就怪不得皇帝动用雷霆手段了。
赚钱的办法
正如自古以来迫害文人的急先锋也是文人一样，真正能帮助朝廷收拾商人的，也是商人。汉武帝启用了三个重要人物：大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巨头孔仅和洛阳商人的儿子桑弘羊，用后世流行的话说，这三个人拥有“计算机一般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