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暴利行业有三：铸钱、冶铁、煮盐。其中，铸钱的权力早已收归国有，现在要做进一步的改革。除了继续在铜钱的重量上做文章外，还推出了所谓“白金三品”：汉武帝用银和锡铸造三种新货币，规定钱币上有龙纹的价值三千钱，马纹的价值五百钱，龟纹的价值三百钱。
煮盐、冶铁两个行业，从此也要国家垄断。汉武帝首先做出慷慨的姿态：来自盐铁的税收，本是用于皇帝的私人开销的，现在，他要转交给国家的财政部门。接下来，汉武帝就要求天下商人和自己一样慷慨：他任命盐铁行业的富商为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就是那些盐铁产业还由你来管理，但产业的性质已经由私有变成国有。这项工作的具体推行，是由东郭咸阳和孔仅两人负责的。身为业内巨头出身的官员，商人要想玩什么花招抗拒朝廷的新政，当然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这一系列改革如同一把把镰刀，疯狂收割着民间财富。但所有这些都还不够。所以汉武帝设计了一个厉害至极的配套政策，也就是告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检举者的获益如此之大，可以想象，应该很容易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事实上一开始算缗、告缗的实施效果不佳。各郡国的政府因为这笔收入是用于国家开支，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同时又预感到引发的社会动荡可能很大，大多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所以，元狩六年、元鼎三年，汉武帝都不得不重申，告缗令必须坚决贯彻落实。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大量启用新型官员。这就需要提到一个极具汉武帝时代特色的名词：“酷吏”。
皇帝实现了“小目标”
一个叫杨可的人主持告缗工作，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个人太多的信息，只知道他做到了“告缗遍天下”，就是大汉的天空之下，到处都有人在举报有钱人瞒报财产。结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拥有十万钱以上的人家，大都成了举报对象。毕竟，在饥寒交迫的人眼里，你怎么能说自己不是有钱人呢。
那么此时汉武帝的意思是什么？朝廷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告缗的罪名成立，朝廷就可以没收人家一半家产，太符合皇帝的意思了。所以只要被举报隐瞒家产，基本就别想翻案了。
被告缗的人大多破产，他们的表现，充分证明汉武帝优待军人、赈济灾民而拿他们开刀，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此时他们的做法是：既然存钱都是帮别人存的，自己还受苦受累干吗呢？于是不再辛勤工作，有钱就吃点好的，做几件漂亮衣服，并没有太多暴动叛乱的事。
大汉的秩序显得一切正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时代的第一理财高手桑弘羊开始担任大农丞，即财政部副部长。
桑弘羊推出一项新的改革叫作“均输”。大汉的各郡国都要向朝廷进贡物品，这个行为源于古老传统，西周时代诸侯对天子就应该如此。按照西周的交通条件，运输的成本很容易就会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所以进贡这个行为，主要意义是诸侯向天子表达忠诚。桑弘羊却敏锐地从中发现了商机。
朝廷控制天下道路，有物流优势；朝廷掌握各地民情，有资讯优势。何不把贡品变成商品，根据各地需求，运输贩卖获取利润，最终把钱上缴国库呢？简单说，就是打击商人的同时，国家直接经商，这就是所谓“均输之法”。和均输法配套，后来桑弘羊又创设了“平准之法”，也就是朝廷规定物价，不许肆意涨价。
这两项政策犹如平行的双翼，给朝廷带来的收益立竿见影。加上盐铁专营、算缗告缗等措施获取的巨额收入，元鼎年间，国家财政就开始走出了困境。司马迁写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人民要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国家开支却一下子有富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