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入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就是光绪帝的接班人，因这一天还算农历己亥年，故史称“己亥建储”。
己亥建储背后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权力斗争关系，涉及帝、后两党之争，新旧势力之争，满汉关系之争以及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政治斗争等。抛开国内斗争不谈，光绪帝日渐病重和新继承人的设立立即引发了西方各国的强烈反应，并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干涉。当慈禧将光绪帝患病之事通告各国在华使节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立即向总理衙门做了如下表示：“我坚信，假如光绪皇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窦纳乐甚至还向清廷推荐了一名西医专门入宫为光绪帝诊病。
在此次立储事件中，洋人屡次进行露骨干涉，更进一步加深了慈禧对西方列强的仇视。然而，尽管慈禧对这些“洋大人”恨得咬牙切齿，但此时也绝没有胆量和实力公开与洋人对抗。
受到立储事件的影响，端郡王载漪地位骤升，兵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承恩公崇绮、礼部尚书启秀等人积极与之结纳，迅速形成一个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京师官场顿时一片守旧氛围。以载漪为首的顽固派势起后便积极运动，并对慈禧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极力宣扬义和团忠勇可用与洋人恶行昭着，直接影响到慈禧对时局的判断及对战和的决定，最终通过伪造照会将宣战之举坐实。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照会是伪造的，但在当时外国人的心中，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19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就曾发表社论，主张驱逐西太后及其亲信党羽出北京，将政权交给光绪帝。洋人对慈禧训政的阻挠以及对康、梁保皇党人的维护，使得慈禧对西方列强的芥蒂更深，排外情绪也日益严重。
派系争斗与慈禧统治
对于如何处置日渐兴盛的义和团，慈禧始终表现出首鼠两端、游离不定的犹豫和彷徨，对西方列强的畏惧与仇恨使慈禧既不敢得罪洋人，又不甘心受气其中。蔓延京津，规模日甚一日的义和团运动使慈禧感觉民心可用，民力可恃；但其愈演愈烈、日渐激进的举动又令慈禧担心局面失控，酿成祸端。
慈禧游移不定的态度直接促使下面的王公大臣迅速分成“主和”和“主战”两派，相对应的，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分为主剿和主抚两种。前者以枢臣荣禄、奕？匡、王文韶，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总理衙门大臣联元，以及地方实力督抚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主张镇压、剿杀义和团，满足西方列强的相关要求，以取得其谅解；后者则以端郡王载漪、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刑部尚书赵舒翘、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为代表，极力主张招抚义和团。
主战派的人大多是与光绪帝的废立、溥？的继位利益攸关的人物，本质上是因政治利益而聚集起来的小政治集团，其目的不过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阻止列强继续支持光绪帝，进而将其废黜，使溥？？早日登上皇位。可以说这些官员是为了一己私利去扶持义和团的，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也不是纯粹反帝爱国，在他们心中只有个人私利和团体政治的利益。然而，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主战派无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单是反对列强的主张就赋予他们天然的正义感。因其主张容易引发共鸣，故一时势力极盛。
慈禧作为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强力政治手腕的统治者，一向擅长利用不同的政治派系和权力团体来互相牵制，以寻求政治制衡，最终达到控制各方势力为己所用、巩固自身权力地位的目的。之前的恭亲王奕？？、李鸿章和翁同龢，以及之后的袁世凯、瞿鸿囥和岑春煊都充分领教过西太后这种娴熟老练的手段。此次义和团事件中，同样可以看到慈禧这一政治手腕的运用。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宣战诏书，就其内容而言，与其说它是宣战书，不如说它是对国内发布的内部动员令。御前会议虽然决定宣战，但并未提到对哪国宣战，也从未将诏书送达任何外国政府，以至于在宣战诏书发出几天之后，盛京将军增祺专门询问清廷：“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
可以看出，慈禧虽然极端愤怒于西方列强的若干行为，一气之下向各国宣战，但并没有完全冲昏头脑，而是边打边看，始终给自己留一定的后路，以便折冲其中。因此才有了虽然发布宣战诏书却不标明宣战国这样奇怪的举动，以及随后的表面上围攻各国使馆区实际上却围而不攻、暗中保护等荒唐可笑、自相矛盾的行为。
然而，义和团的发展和失控远远超出慈禧和主战派官员的预料，西方列强也不是省油的灯，绝非慈禧所能掌控。慈禧太后想要在这两股势力上寻求制衡是打错了如意算盘，无异于刀尖起舞，玩火自焚。之后，八国联军一路攻城略地，烧杀掳掠，十余万清军在区区两万列强联军面前一触即溃，土崩瓦解。最终，清廷落得个京城再次失守，慈禧携光绪帝“西狩”，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惨淡结局，其教训可谓至深至痛！
好在虽然中央政局一团乱麻，上层统治者昏庸荒诞，一些具有国际视野的地方要员尚能保持清醒头脑，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他们在清廷宣战后迅速抱团，以“伪诏”为由拒不奉诏，与西方列强达成“东南互保”，使得东南半壁江山得以免受战火摧残。
面对这样昏聩无能的上层统治者，难怪李鸿章在清廷宣战后发出“政府悖谬至此，断难挽救”“举国若狂，无可救药”的哀叹，并对自己能否出面收拾残局心怀忐忑：“荣（禄）、庆（亲王）尚不能挽回，鄙人何敢担此危局。各国兵日内当抵城下，想有一二恶战，乃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