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无数的事实证明，崇祯皇帝是努力想成为一个有为之君的。在一份崇祯二年（1629）的京官考察记录上，我们分明可以窥测皇帝对政事孜孜以求、力求完美的心态：“（该年）素行不谨冠带闲住者一百人，泄露降一级调外任者四十六人，才力不及降一级调外用者十七人，贪酷革职者八人，罢软无为冠带闲住者三人。”崇祯十二年，因清军入塞导致帝国失陷城镇达六十余处。崇祯震怒异常，一口气处死了包括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巡抚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在内的三十六名责任官员。皇帝孜孜以求治，为帝国安危辛勤操劳的姿态在这一事件中展露无遗。
但很可惜，明帝国的崩溃之旅并不以皇帝的努力而改变路径。早在崇祯八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就率领农民军攻陷明中都凤阳，烧了龙兴寺，捣了皇帝的祖坟。崇祯九年四月十一日，后金国汗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作为帝国的异数，它鲜明而强悍地存在，时刻威胁明帝国的国家安全。同年，清兵入喜峰口，入昌平，攻顺义，京师再次宣布戒严。崇祯十年，明帝国的属国朝鲜降清，标志着天下权力秩序发生严重变动，帝国权威受到强力挑战，这是明建国两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崇祯十一年，京城西直门内安民厂发生火药爆炸，方圆十数里内房屋尽皆震塌，居民死伤万余人。这一酷似天启六年（1626）发生的王恭厂大爆炸的事件仿佛末世预警，很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安民厂大爆炸后一百天，清兵入塞，开始了对明帝国长达半年时间的大扫荡。而这又是比火药爆炸更加震撼人心的政治事件，帝国的脆弱在这个年头一览无遗。九月二十四日，京师戒严。随后清军分八路南下，深入中原腹地两千里，俘获人口近五十万、黄金四千余两、白银近百万两。清军这场持续到崇祯十二年三月的军事行动是五年后他们入关的总预演，昭示帝国的覆亡已无任何悬念。崇祯十二年正月，目睹国事艰难，翰林院修撰吴伟业忍不住感时伤怀，他上奏崇祯说：“今日阽危至极，皇上当下哀痛之诏，悯人罪己，思咎惧灾……”吴伟业如是用语，仿佛从帝国内部发出预警——王朝大去之期不远矣。
崇祯十五年，两个人的降清加剧了局势的恶化。一个是祖大寿，另一个是洪承畴。这两个帝国抗清的标志性人物在这一年做出的令世人震惊的政治抉择，说明世道人心的改变已是不可遏止的潮流——人人裹挟其中，不进则退，不生则死。这一年，清兵再次入塞，连下八十八城。帝国几无抵抗能力，鲁王朱以派自杀殉国。
崇祯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崇祯帝在召巡抚保定右佥都御史徐标入京奏对时潸然泪下。因为徐标向他描述的一幅末世情景实在是耳不忍闻：“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崇祯听了，泪如雨下、心如刀割。此时，离大明王朝的最后覆灭只剩下不到一年时间。而李自成和张献忠在这一年分别建立政权，他们与辽东的后金遥相呼应，准备完成对明帝国的最后一击。这一年，崇祯皇帝做的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向李自成、张献忠二人发出悬赏令，所谓立“赏格”，规定：“购李自成万金，爵通侯；购张献忠五千金，官极品。”这道悬赏令是皇帝六月十五日对外发布的，这个夏天，帝国闷热异常，是崇祯即位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但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天。
因为他再也看不到崇祯十七年夏天的太阳了——崇祯十七年春天，皇帝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江山易主。
可以说从崇祯元年开始，在接下来十七年的时间里，崇祯皇帝悲欣交集地完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收官动作。这实际上是没有多少悬念的旅途。因为作为两百多年来，朱元璋制度设计的实践者和破坏者，朱的子孙们演绎了种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当所有风景看遍、激情耗尽之时，帝国的宿命也就呼之欲出了——这不是崇祯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的。历史大命运走到了拐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