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清朝的历史是割裂的：1840年以前，按照王朝史的脉络讲“清史”；1840年以后，讲的是中国近代史——清王朝还在，但历史的叙述线索却从一姓统治的盛衰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兴亡。1840年以前的清史，有所谓“康（雍）乾盛世”的说法。那么，究竟何为“盛世”？谁的“盛世”？又是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以何种情感在说“盛世”？
康熙、乾隆两朝都有盛世的自我认知，这两位皇帝的自吹和当时臣下的颂歌，我们就不提了。说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开眼向洋第一人”、林则徐的好友、《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
魏源和大多数“康（雍）乾盛世”论者所持的，是国家主义立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比如魏源所处的时代，清朝刚刚经过鸦片战争，堂堂天朝大国，竟然败于远方夷狄、蕞尔小国。在对“康（雍）乾盛世”的赞美之中，魏源所抒发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许。至于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愉快，社会经济是否有活力，士大夫是否有自由思考的空间，思想文化是否仍具创造力，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之下，这些都无关紧要。
放到帝制中国朝代更替的漫长历史中去看，所谓“盛世”，自有其必然之理。一个新的王朝进入稳定统治之后，倘若没有大灾，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几十年之后，必然会出现繁荣——人口增殖，土地垦辟，国家积累大量财富，皇帝得以开疆拓土，治礼作乐，四夷来朝——“盛世”于是乎在焉。在朝代更替的治乱循环之中，所谓“盛世”，不是顶峰，也不是终结，是必然会出现，也必然会消失的一个环节。
然而，“康（雍）乾盛世”的命运显然不同，在这一段百年盛世的尾声，西方现代文明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嘎尔尼伯爵出使清朝，带来了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工业文明的结晶，以及希望中国开放市场、改善贸易的请求。乾隆皇帝接受了所有礼物，拒绝了所有要求，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而这个时候，距离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只隔了不到五十年。鸦片战争让中国成为“中国”，而不再仅仅是清朝，朝代更替的历史演进模式终结，中国被迫加入由西方所开创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一切重新开始。
面对历史，后来的人曾经特别喜欢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自主发展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是一个旧问题，它的前提是现代文明必然发生。但如果现代文明是偶然的呢？如果它以偶然的方式发生，然后被证明是一种更具竞争力的人类生存方式，从而被其他民族主动或被动地接纳，那么，更现实的提问方式恐怕应该是，当现代文明来到面前时，大清王朝的统治精英为什么没能认出并接纳它？
我们的机会来得真心不晚。1793年，在英国使团赠予乾隆的礼物中，甚至还有英国最大军舰“君主号”的模型，这艘军舰装备了一百一十门大炮。但是，乾隆说：“天朝抚有四海……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你们的东西，我们不稀罕。这是清朝第一次拒绝现代文明。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打败俄国，清朝朝野上下莫不以为，日本的胜利“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清政府也承认唯有立宪可以保皇位永固，然而却死活都不肯交出权力，最终武昌起义爆发，中国进入共和时代。这是清朝最后一次拒绝现代文明——它贪恋权力，结果丢了天下。
正确的路在哪里，他们是知道的，但是最终，他们总是选择错误的那一条，因为他们贪图当下的容易，总是心存侥幸，因为他们对现代世界规则的无情一无所知，还因为他们自私、贪婪，对人民充满了怀疑和恐惧。
早在入关之前，清朝就对统治中国心怀忧惧。随着清朝国力的增强，明朝的防线在不断退缩，“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而皇太极始终持保留态度。他的保留，一方面来自现实，如何统治明朝那样一个庞然大物，清朝完全没有经验；另一方面则来自历史，皇太极是懂一点儿历史的，他知道，五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曾经建立大金，入主中原，可是最终入主中原的那一支女真人，却消失在了华夏的茫茫人海之中。
如果我们从满洲人角度来看，则不得不承认，皇太极有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他认为，满洲政权的存亡系于满洲人的存亡，而满洲人的存亡系于满洲文化的存亡——只有说满语、着满洲衣冠、保持满洲骑射习俗者，方能称其为满洲人。按照皇太极的逻辑，满洲人彻底汉化之时，即满洲国家灭亡之日。
殊不知，用这种思想去统治中国，是狭隘而危险的。皇太极对历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明白，中国历史的演进方式，是改朝换代。相较于统治者的族属，老百姓更在意的，其实是政策本身能否给他们带来好处。然而，清朝统治者却颁布剃发令，强行挑战汉民族的文化习俗，逼迫江南百姓在个体生命与文化习俗之间做出抉择，瓜熟蒂落的“改朝换代”瞬间转换成野蛮的民族征服，激起了江南民众的激烈反抗。站在统一战争的角度看，剃发令可以说是“清初决策者的一个重大错误”。但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看，剃发令却是必然的选择，唯其如此，才能确保中国成为满洲的臣民，而不是满洲被中国淹没。
清朝统治者表面上高度汉化，骨子里却对汉人充满了猜忌与防范。满汉是对立的，要提防汉人颠覆满人政权；老百姓与清朝国家是对立的，要提防老百姓颠覆清朝。这种提防心态，让清朝统治者始终不能理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发展总是抱持警惕的态度。
1793年，马嘎尔尼带着六百箱礼物来了，为磕头与不磕头的事折腾了一番，又走了。他带来的有关现代文明的消息，“盛世之主”乾隆不屑一顾。英国人从欧洲历史中得到的印象是，“政府应当促进商业”，但在清朝这里，这些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