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师生

联大历史系的同学早在1938年就出了联大的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发起人是徐高阮,写文章的有丁则良、程应缪(流金)等。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对当时的联大并不满意,觉得政治上似乎是死水,而他们渴望着的却是大海。

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哀联大》,诗中对学校有讥讽,也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

徐高阮后来去了台湾,做了研究院的研究员。1964年,他在台湾《中华》杂志3月号批评他的联大同学,说殷海光不是“一个自由的罗素崇拜者”,“其实是一个最不能自由思想的人,而且正好相反,是一个最喜欢专断的,最反对自由思想的人”。

殷海光在联大时叫殷福生,和我同班上王宪钧先生的逻辑课。他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穿一件旧蓝布长衫,课前课后,常陪着王先生散步。原来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辩论,所以对逻辑产生兴趣。他读过罗素的《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读过金岳霖的学术着作《逻辑》,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金先生,还寄去一篇论述逻辑的文章,金先生推荐在《文哲》学报上发表了。

殷福生又写了一篇《论自由意志》,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还翻译了一本《逻辑基本》,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所以1938年他入联大时,已经在同学中小有名气了。他在联大还是一样喜欢争论,有一次和同学们打赌,他爬上了二十米高的电线杆,另一次他在风雨之夜,一个人去校外的坟地里走了一圈。

到台湾后,他和罗素、爱因斯坦等世界一流大师通信不断,关系密切,而罗素说过:“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转引自《殷海光传》,下引同书)1955年,他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去哈佛大学研究和讲学,见到了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但是他说:“早期的胡适宣扬民主和科学,光芒万丈,可打80分;中期的胡适,包括任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表现平平,可得60分;晚期的胡适受人捧,一点硬话不敢讲,一点作为也没有,只能给40分。”于是他就接过胡适自由主义的大旗了。他的学生李敖说:“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态……无复五四时代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

联大左派学生的代表有经济系的袁永熙,他是地下党的书记,大一时担任昆中南院的伙食委员,那时我是昆中北院的伙委。我不同意上届伙委一荤三素的菜单,改成荤素搭配,而且素菜中有玉米,不料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反对。我就去找袁永熙取经。他告诉我南方人把玉米当菜,北方人却当粗粮,伙委一定要南北兼顾才行。

在联大的左派同学当中,我认识得最早的是流金,他和我是南昌二中的同学,但比我高三班。1933年4月6日,我第一次参加——应该算是参观——全校的运动会,看见流金一马当先,得到了好几个长跑的冠军,好不神气!篮球比赛,他又是校队的中锋,举手投篮,立刻掌声四起,好不威风!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运动健将。但是我的年纪太小,还不满十二岁,直到三年之后,才得到了中级组跳高第三名。

运动健将的梦难圆,我又改集邮票,沉醉在萨尔河畔的风景,非洲的老虎大象之中。在1935年日记的第一页,我写下了新年的三大愿望:一是学问猛进,二是家庭平安,三是邮票大增。流金的弟弟应铨和我同班,看到我的日记哈哈大笑,说他有一张美国林德伯上校飞渡大西洋的邮票,问我愿不愿意高价收买。我答应用三十张邮票和他交换,成交之后,发现他的邮票背面破损。他比我大两岁,又是流金的弟弟,只好自认吃亏算了。

流金是“一二·九”运动的前锋队员。1938年4月,他和燕京大学的同学柯华(后为外交部的司长)等人去了延安,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9月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借读。1939年由于沈从文先生的推荐,流金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辑工作,联大同学汪曾祺、袁可嘉等都曾投稿。

1940年,他在报上发表了《门外谈诗》,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说:“一个诗人走入人间,或在其中,或在其上,而不能在其外。杜甫是在其中的,而李白在其中,亦在其上。在其中的,表现的是它全部的欢喜与悲哀。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里呼吸到他所处的时代的气息。比如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李白既表现了他的时代,而又超越了它。’德阳新树似新丰,行人新宫若旧宫……当玄宗入蜀之后,离乱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但诗人却摆脱了时代的羁绊,发出这样的声音,不过他并没有置身于事外。”

流金又说:“唐以前的人,对于人生、世界、宇宙都看其全,而不看其偏:对于和人生有关的问题,都把它当作自己的问题来看的。宋以后却不然。”“一个诗人对于人生和世界能看其全,他便走出了人生,走入了世界……一个人的作品,第一必须反映他的时代,第二必须具有艺术的价值。”

关于《诗经》和《楚辞》,他说:“《诗经》大体上可以说是言语的艺术……《楚辞》却充满了文字的艺术……《诗经》是一个乡村的姑娘,风韵天然,如璞玉之无华。而《楚辞》却是一个打扮了的女子,人工更装点出她天然的美丽,更令人觉得婉约多姿,但又脂粉服饰,莫不恰如其分,也仿佛是与生俱来。”从中可以看出流金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他也像唐人一样对人生和世界能看其全了。

1944年8月他在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与李宗蕖结婚,婚后双双来到昆明,在天祥中学任教,后来天祥迁到小坝,他做训导主任,我做教务主任,来往更多,关系也更密。他曾请闻一多先生来天祥作报告,并在他家午餐。他加入民盟也是闻先生介绍的。

他在《人之子——怀念闻一多先生》一文中,谈到闻先生加入民盟后对他讲过的话:“我从‘人间走入’地狱了。以前我住在龙头村,每回走进城,上完了课又走着回去,我的太太总是带着孩子到半路上来接我。回到家,窗子上照映的已是夕阳了。我愉快地洗完了脚,便开始那简单而可口的晚餐。我的饭量总是很好的。哪一天也总过得很快活。现在这种生活也要结束了。”这就是说,加入民盟之后,他要准备斗争,走入“地狱”了。在他牺牲之后,流金写道:“他走入了地狱,天堂的门却为他开放了。”9E5836BF-DE64-4D6E-9D02-EE0DA349BC98

关于清华和联大的教育,闻先生也对流金说过:“我是从中国的旧教育中训练出来的。我现在痛恨旧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我觉得这种教育耽误了我的半生。但我们却不能忘记那些教育的好处,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还是值得我们遵循的。比如说,儒家的忠恕之道和美国人的负责任,切实的好处,我们就得学习。”

我曾在龙云公馆中召开的联大校友会上,听到闻先生对旧教育的严厉批评,当时觉得太偏激了。读了《人之子》之后,才知道闻先生是矫枉过正之言。其实,儒家的忠恕之道,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可以说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最需要的原则。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做到,那就可以避免国际争端,争取世界和平。而美国人的负责求实精神,却是今日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求恕是消极的,求实是积极的,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争取世界和平、发展全球经济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