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假官，即便是在交通信息发达的今天也让人防不胜防，若是在交通信息并不发达的古代，冒充官员岂不是更容易操作？
答案是肯定的，在行政、通讯效率低下的古代，假官现象历来十分严重，有的时代甚至还出现过大规模地制造假官的情形。
假官“有为”
历史学家徐珂在其汇编的《清稗类钞》中，记载过一人长期冒充官员行骗的故事。
此人叫钱豁五，乾隆年间的常州人，他生性聪慧，通音律，文章也写得妙。但科举考的是八股文，钱豁五的才华派不上用场，屡战屡败。他实在不想在科举之路上浪费人生，决定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歪路”上。
钱豁五远走他乡来到广西，投奔到在官府当幕僚的族兄门下，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将官场里的通关节、吃黑钱等潜规则烂熟于心。之后，钱豁五离开族兄，租赁豪宅、私制官帽，冒充朝廷命官四处行骗。他被人识破后跑路，路上又脑洞大开，搞来一个广西巡抚衙门的公文信封，装上废纸，粘上鸡毛，冒充广西巡抚的下属，经两湖、江西，然后再去浙江。一路上，他住在官道的驿站里，吃香喝辣、游山玩水，直到来到杭州驿站才被识破，被杭州驿官扭送至钱塘县衙。
钱豁五深谙官场规则，他在庭审现场不慌不忙地对县令说：“我一路而来确实骗了不少官员，但你要法办我，让那些被骗的官员脸面往哪里放？这些人受到牵连，你的日子估计也不好过吧。”县令顿时觉得接了个烫手山芋，只能暂时将他收监不办。后来，有一个蒋御史念其有才，杀之可惜，不仅帮他出狱，还给他谋了个正式官职。
当假官，没有身份材料等资料备案，随时可以跑路，但当真官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后来，钱豁五的上司被革职查办，钱豁五受牵连，被发配边疆参军。
那些钻空子冒充官员的人大都掌握了“小官怕大官”的官场规律，即便他们穿着假官服、戴着假官帽招摇过市，受骗者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对假官屈从、附庸的心理，以致讨好之心超过了防范之心。这样的官场文化，为假官提供了生存土壤。
不过，历史上真有假官干出了一番事业的。清代人徐芳在《诺皋广记·雷州盗记》记载，明崇祯年间，一群盗匪在半路劫杀了外放到雷州做太守的官员，他们选了一名会认字处事的盗贼出来冒名顶替太守。这个假太守任职一个多月，居然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直到真太守的儿子前来探亲，发现情况不对，报告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的监司，这群冒充太守的盗匪才被缉拿。徐芳对假官“有为”的荒谬之事颇为感叹，说盗贼做太守尚能以贤而得民心，有的官员却贪腐无度、暴虐成性，这真的是讽刺啊。
畸形体制催生出“半假”官员
假官也分真假和半假。那种欺世盗名、劫杀官员冒充真官的假官不必说，此外，真正给古代行政系统和老百姓造成莫大伤害的，是半假之官。
古代选官，无非封荫、察举、征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杜绝朋党，把品评与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实行九品中正制，在之后相当长的帝制时代，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渠道。不管哪种选官制度，都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标准和规范。有的人无法达到选官标准，又有点儿财力，就另辟蹊径，通过非常规手段买官。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或者为了谋私利，往往对这种“伪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据《魏书》记载，东魏孝静帝时，吏部令史张永和、崔润卖官，事情败露后，竟然有六万多名假官自首。
不只地方官靠卖官挣外快，皇亲国戚也不闲着。唐朝官吏的任命程序是先由吏部注官，再经门下省过官，最后经中书省对皇帝颁下的任命状进行“宣署申覆”。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的授职和迁转由皇帝和宰相掌管，六品以下重要官职的任命权下放给了吏部。
安乐公主为了挣些外快，自拟诏敕，然后让老爹唐中宗签署。这些非正常渠道弄来的任命状是斜封着从侧门交付于中书省，而且信封上所书“敕”字用墨笔，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的敕命不同，因此这些买来的官员被称为“斜封官”。据《资治通鉴》记载，安乐公主卖“斜封官”日进斗金，之后，皇亲国戚纷纷效仿，致使这种“半假”之官，成了唐朝的一大特色。
实际上，买官卖官的现象在历史上从未禁绝。秦始皇时期，为了应对蝗灾引起的粮食短缺，提出过“捐粮换爵位”的制度。元朝晋宗时的“入粟补官”也是差不多的政策。宋朝尽管也有卖官鬻爵的情况，大都卖的只是待遇，没有实权。明清时期，朝廷卖官被称为“捐纳”，买卖的大都是七品以下的小官和吏员。
权力被打开了豁口，这些官员并非按照标准程序选拔而来，但说其不合法，也并非全对。莫说正规渠道出身的官员才能与德行无法保证，这种畸形体制诞生的半假官员，品行更是参差不齐。他们入仕的目的很单纯直接——拼命圈钱。所以他们贪腐起来，大都更加凶残。
假官的病根在朝堂
由于卖官能增加财政收入，大部分时间政府不会纠治假官。遇到动真格的监察官员，那些通过非常手段谋得一官半职的人就要倒霉了。
据《明史》记载，泰昌元年，有“铁面御史”之称的左光斗作为浙江道监察御史，巡视京城的中城事务，负责督查整治中城片区社会治安等。他听到一些善于钻营、巧于舞弊的假官线索，于是入手调查。不久之后，他便查到刑部官员缪槚长期制作假印的事实。
左光斗深知，光靠一个刑部官员干不成这些大事。于是，他顺着缪槚这条线索深挖，最后查证，许多官员都参与了非法卖官的勾当。
左光斗后来总结这次纠察假官的大案，写下《专设援辽事例疏》。他说，自己最先发现假官五十余人，后将假公文移交到吏部等衙门，经吏部认真核查，又查出六千多人。南京吏部最疯狂，一天就任命七百九十九名假官，由于这些假官都是负责朝会和宴飨等礼节的小吏，所以，上头也不在意，不追究，撤职了事。
但左光斗看到了假官泛滥的弊病——官吏越多，所耗钱粮的数目就越大。将这些假官俸禄追讨回来，居然可以抵四五十万两白银军饷。假官被撤了，豪强权贵被送往三法司法办了，但也只能止步于此。左光斗上疏，要求查出充当假官假印“保护伞”的高官，但没有下文。不久之后，左光斗便被宦官集团迫害下狱，最终在狱中被折磨而死，享年五十一岁。
左光斗的无奈，清代的历史学家陈鼎看得透，他怀念左光斗、杨涟等东林士人的刚烈气节，写下《东林列传》，说左光斗纠察假官，“权贵皆畏之”。陈鼎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他认为治假官容易，但病根是万万没法拔除的，他们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肱股，小小的御史纵然蹦起来也够不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