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下午，邓小平从江苏来到杭州。一见到前来迎接的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邓小平便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苏州同志谈，他们共解决了六个方面的问题。江苏从1977年至1983年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
当听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浙江到2000年能翻两番半或三番时，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铁瑛一一回答。3月2日，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又来到深圳考察，听取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汇报工作。当听到深圳经济特区的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时，邓小平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番？”显然，他对这个递增的速度非常满意。
25日上午，邓小平考察了深圳河畔一个渔民村。他到老支书吴伯森家做客时，一一询问吴伯森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家家是万元户，自己家人均月收入四五百元。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走出渔民村口时，梁湘问：“像渔民村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全国人民做到要多少年？”邓小平说：“大约需要100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20世纪末，再加50年。”
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在北京宣布，要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预期目标，就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正好与他在渔民村调研时计算的结果相吻合。
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要敢于处理。调查只是前期的工作，真正基于调研的情况制定和实施重要的决策才是目的所在，尤其针对发现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敢字当头，而非掩耳盗铃。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国务院工作。
当时，全国钢铁生产情况很不乐观。1975年前4个月，全国钢铁生产陷入停滞，包头、武汉、鞍山、太原等钢铁公司欠产严重。
通过深入调研，邓小平在1975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指出：“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条件也成熟了。各个行业都要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
他诙谐地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接着，他说：“要敢字当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
在实际调查中详细了解各种情况和细算每笔账，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他在每次视察和调研时，都力求准确了解真实情况，发现报告和汇报中可能存在的虚假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他非常清楚，别人的报告代替不了自己的调查，同样，别人的意见也代替不了自己的亲手计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事求是的作风往往就体现在摸清真实的情况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往往就体现在注重调查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