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一百多天中，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深井一样的牢房里，遭受非人的审讯。要不是那么多人勇于为苏轼伸张公道，可能历史中就不会有一个苏东坡了。为苏轼说好话的人里不仅有他的旧日师友，竟然也有他曾经的政敌，比如王安石。
最后，皇帝出面裁决，苏轼被贬黄州。
王诜为搭救苏轼不惜“泄漏密命”，成为乌台诗案牵连最重的一个人，再加上“交结苏轼及携妾出城与轼宴饮”等罪名被勒停所有官职，贬均州。七年后再回京，见到苏轼，老友间执手相看，竟无语凝噎。苏轼感念旧情，引用孔夫子的语言，称赞其“可与久处约长处乐”，意思就是你这个人讲义气，有担当，我要与你做一辈子的朋友。
王诜交往苏轼，更多是仰慕他的才学。他经常请苏轼吃饭，赠送酒食茶果，以及鲨鱼皮、紫茸毡、翠藤簟，乳糖狮子、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等奢侈的生活用品。这些朋友之间的馈赠，都成了二人结交的罪证。罪状中还有一条：1073年，苏轼分两次跟王诜借钱三百贯，一次是为了嫁外甥女，一次原因不明，两笔钱，均未归还。也许苏轼想还钱，但王诜没有收，或者拿书画作品抵债了事，但双方没有还款记录，这就不好解释了，也就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当整人的“黑材料”了。
苏轼写字画画，对笔与墨都非常挑剔，因此，王诜也投其所好，其目的还是要在苏轼那里换取一些书画。王诜曾一次赠送苏轼十几种墨，共计二十六丸。宋以前的书法家大多专注于笔法，很少有特别在意用墨之法。到了东坡的时代，物质的发展再次推动艺术的创新。北宋是中国文房用品研发、制作技艺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拿制墨而言先有南唐李廷珪，后有李承晏、潘谷，苏轼都有诗歌赞之，甚至他自己也参与过墨的研发和制造。
宋代的顶级墨大多来自南唐李廷珪的松烟墨。制墨首先要取烟，油烟制墨在宋代还处于初创阶段，不太成熟。北宋大多用松烟，松烟以黄山老松最优，匠人把松树去皮焚烧的烟灰收集起来，再经过淘洗分拣，才能使用。曾抄写过一则制墨配方：烟松一斤，珍珠、龙脑、玉屑各一两，另外还有麝香、樟脑、冰片、藤黄、犀角等材料。如果只看这个配料表，还以为是中药店开出治病的药方呢。是啊，墨也是一种药，小时候看人治病，还真用到墨汁涂抹患处，现在也有一种药墨，只是用墨治病的也少见了。这些原料备齐，再用上半斤皮胶，搅拌后，用木槌反复捶打，曰十万杵，也就是要捶打十万次，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目的是让墨中的各种配料能够更好的融合。这还不算，刚做好的墨还要等待时间的沉淀，阴干之后，存储三五年再投放市场，这样墨里的动物胶也会慢慢退去。壬寅岁末，我在安徽绩溪参访胡适老宅，出来之后偶遇一制墨工匠，带我去他家里。房间里光线幽暗，一位大叔正在熬煮皮胶。皮胶是制墨的关键原料，墨之优劣，在用胶上有很大区别，最优者是鹿角胶，大多使用牛皮胶。苏轼说，北宋时代的制墨名家潘谷用的是鱼胶。但无论用什么胶，都是为了让文人笔下能挥洒出更自由的线条。墨是老的好，新墨燥，涩笔，主要是没有退胶。三五十年的老墨，用起来就有不一样的神采了，墨色透亮，色泽丰富而稳定。苏轼喜欢用浓墨，每次写字都把墨研磨得糊糊的，写出来的字黑又亮，历经千年，仍然光彩夺目。
王诜也善制墨，苏轼说王诜制墨“用黄金、丹砂，墨成，价与金等。”看来，王诜这配料更名贵，墨与黄金等价，这不是虚言，民间本来就有一两徽墨一两金的说法。实际上，墨是一种特别的颜色，它展现的是一个中国文人纯净的精神世界，又岂是黄金可以等价？
除了墨之外，苏轼作书常用诸葛笔和澄心堂纸。苏轼做过一首《黄泥坂词》，那是他被贬黄州时的作品，因原稿保存不善，找出来的时候已残损大半，苏轼凭记忆重写一份，被张耒收藏。这件事情被王诜知道后，就给苏轼写信：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
于是苏轼用李承晏墨、澄心堂纸再把《黄泥坂词》誊写一稿，算是还了这位贵公子的文债。
贵公子王诜常常做出一些赖皮的事情。苏轼有一块仇池石，视若珍宝。王晋卿听说后，明里写诗借赏，暗地里要横刀夺爱。苏轼不能不借，也写诗回应，诗名叫《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光看这条长长的标题，就可知道苏东坡那种无奈的心境。
1077年，王诜收藏书画的宝绘堂建成，请苏轼写一篇记文。苏轼写了《宝绘堂记》，其中有言曰：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可以想见，王晋卿看了这篇文章是何感想？我堂堂驸马都尉，功臣名将之后，我爱好个收藏，咋啦，咋就要招致祸端啦？我本来想请你大学士写一篇美文，装裱后悬于厅堂，本来是一件美事，你可倒好，不会说话不说也行，还“害其国，凶其身”，你看你说的多晦气。于是他写信给苏轼，让他删掉这些不吉利的字眼，可苏轼也犯了犟劲儿，答复曰：你要是不喜欢，可以不裱挂啊，让我写，我就这么写，对不起，一个字也不改。
同样兄弟俩，个性却明显不同，苏辙的做事方式就要沉稳很多。还是在王诜的宝绘堂这件事上，苏辙也写了一首诗，从头到尾唠的都是吉祥嗑，跟人家办喜事他给唱喜歌儿一样。且看一两句：“骐驎飞烟郁芬芳，卷舒终日未用忙。游意淡泊心清凉，属目俊丽神激昂。君不见伯孙孟孙俱猖狂，干时与事神弗臧。”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苏轼在任凤翔签判的一段往事，那时候苏轼二十七岁，年轻气盛，也不怎么把长官陈希亮放在眼里，让他去开会也敢不去，后来被罚铜八斤，并记录在案。不久后，陈长官建造一座高台，请苏轼写记文一篇。苏轼在文章中大加讽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这篇文章确实有些刺眼，可是苏轼这位眉州老乡，却显示出了极大的气度，竟然一字未改，刊刻于石。很多年后，苏轼想起这件事，很后悔，在给陈长官写的传记中，他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