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谁说朕在甩锅

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清军铁骑包围锦州,关乎明朝国运的宁锦大战一触即发。紧急时刻,崇祯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本来会议是探讨如何增兵添饷的,谁知礼部右侍郎蒋德璟却一番话雷倒全场,“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这时才要设兵;本无一饷,到皇上这时才要加饷?”

在蒋德璟看来,只要崇祯能恢复朱元璋时期的卫所制度,明朝的军事实力转眼就能大涨。且不论这个观点放在明末根本不现实,就是放在辽东大战火烧眉毛的当时,也分明是在乱带节奏。可对这么一个乱带节奏的大臣,一向坏脾气的崇祯却相当沉得住气,非但没发火,还猛夸了他一顿。

因为在此前的13年里,崇祯已见识太多官员“不靠谱”的表现,乱带节奏的蒋德璟竞算其中靠谱之人。

当时官员有多不靠谱?早在崇祯登基伊始,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给崇祯做了个恐怖的统计:全国各级官职都能明码标价,总督、巡抚级别的官职,五六千两银子可以搞到;道台知府级别的官职,两三千两银子也能拿下;就连国子监的监生资格都能花钱买;每次考察官员,不准备四五千两银子休想过关,七品县令是公认的“行贿之首”,一切都是金钱开路。

韩一良开炮不久,工部又给崇祯上了一课:工部招商采办拨出一千两银子,发到承办的商户手里只剩三四百两,其他全被各级官员吃光。抓出来的三个小蛀虫,崇祯下旨严办,谁知把清正廉洁挂在嘴边的内阁与科道众臣竞纷纷妙笔生花,想着法子求情。更有监察御史轻描淡写地说:“这是老规矩。”潜台词是:皇上您这么较真,我们以后还怎么“扒皮”?

如此“扒皮”成风,理论上肩负监督重任的明朝言官为什么都不发声?当时的言官早就落了另一个诨名:抹布——自己脏成一坨,恶臭还往别人身上抹。

明朝言官有多“脏”?可以看看西北民变初期的小事。当陕西农民军杀进山西、北方局势危急时,京中的山西籍给事中裴君赐就发出神论,疾呼陕西官员立刻行动,把进入山西的农民军弄回陕西。似乎在裴大人眼里,已成燎原烈火的农民起义就是乱跑的牛羊,想怎么撵就怎么撵。

明末言官的日常表现更连“抹布”都不如,常见套路就是趋炎附势。明朝设立言官原本是为“以小制大”,监督一二品高官,可到崇祯年间,满嘴仁义道德的言官眼里只有利益。往往是崇祯刚任命了阁臣,言官就立刻往人家家里奔,以至于阁臣家里人满为患,来晚了的言官只能在门口台阶上喝茶干等。

就算是挤不进阁臣家门的言官,也各有发财之道。有些言官摇身一变,成了卖官的“经纪人”。比如户科给事中杨枝起,身为户科言官,却成天混迹在吏部,只要有人想买官就为之牵线,手里“正义凛然”的奏折也是明码标价卖,既吃介绍费又收“稿费”,忙得不亦乐乎。

这样的言官,操行可想而知,顶着“精英”的名头,翻脸往往赛过翻书。兵科给事中曾应麟原是宠臣杨嗣昌的心腹,平日吹捧杨嗣昌真是花样百出。待到杨嗣昌捅了大娄子,在惊惧中一命呜呼后,曾应麟却给杨嗣昌总结出多条大罪,高声疾呼将其开棺剖尸,翻脸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曾任河南巡抚的名臣范景文形象地总结了崇祯年间的腐败状况:凡是敢贪污的官员都是有才的官员,他们不但能贪,更能送礼,所以“必有墙壁可倚者”,关键是还能制造舆论,舍得花钱买通言官,借这些“监督者”之口打造自己的“名臣”形象。所以这种人“得钱既多,又复好官自我”,充斥晚明官场的尽是这些“不倒翁”。

基层文官烂透了,武将也好不到哪儿去。就以明朝装备最精良、名号最响亮的“京营”来说,名册上好几万人,平时却基本没人。每次遇到校阅检查,都是找来北京街头卖菜的摊贩凑数,看上去兵甲鲜亮,其实就为骗一份军饷。待有战事时,出征士兵基本都是地痞流氓。他们和军官沆瀣一气,军官趁机吃空饷,他们则打着“京营”的名号打家劫舍,各发各的财。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京营为何一击即溃,活活把北京城让给了农民军。

高层更是不堪。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军为翻越居庸关天险爬了三天,却没遇到一点抵抗——明朝蓟辽总督正给镇守太监做寿,墙子岭总兵也带着一群兵将跑来大吃大喝。烂醉如泥时,清军前锋抵达密云,把这群人剁成肉酱。

崇祯在位17年里,类似的剧本,无论对内剿农民军还是对外抗清,总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崇祯再度召集官员商议,却连蒋德璟这样雷翻全场的人物都没。大臣或沉默不语,或卷包袱跑路,以至于“大小车辆络绎而出国门”。每次召对过后,无助的崇祯都是痛哭而回,一直哭到北京城破,上吊煤山。

从这方面来说,那声“诸臣误我”还真不是崇祯甩锅,而是这位亡国之君沉痛的领悟,也值得后人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