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清军铁骑包围锦州，关乎明朝国运的宁锦大战一触即发。紧急时刻，崇祯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本来会议是探讨如何增兵添饷的，谁知礼部右侍郎蒋德璟却一番话雷倒全场，“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这时才要设兵；本无一饷，到皇上这时才要加饷？”
在蒋德璟看来，只要崇祯能恢复朱元璋时期的卫所制度，明朝的军事实力转眼就能大涨。且不论这个观点放在明末根本不现实，就是放在辽东大战火烧眉毛的当时，也分明是在乱带节奏。可对这么一个乱带节奏的大臣，一向坏脾气的崇祯却相当沉得住气，非但没发火，还猛夸了他一顿。
因为在此前的13年里，崇祯已见识太多官员“不靠谱”的表现，乱带节奏的蒋德璟竞算其中靠谱之人。
当时官员有多不靠谱？早在崇祯登基伊始，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给崇祯做了个恐怖的统计：全国各级官职都能明码标价，总督、巡抚级别的官职，五六千两银子可以搞到；道台知府级别的官职，两三千两银子也能拿下；就连国子监的监生资格都能花钱买；每次考察官员，不准备四五千两银子休想过关，七品县令是公认的“行贿之首”，一切都是金钱开路。
韩一良开炮不久，工部又给崇祯上了一课：工部招商采办拨出一千两银子，发到承办的商户手里只剩三四百两，其他全被各级官员吃光。抓出来的三个小蛀虫，崇祯下旨严办，谁知把清正廉洁挂在嘴边的内阁与科道众臣竞纷纷妙笔生花，想着法子求情。更有监察御史轻描淡写地说：“这是老规矩。”潜台词是：皇上您这么较真，我们以后还怎么“扒皮”？
如此“扒皮”成风，理论上肩负监督重任的明朝言官为什么都不发声？当时的言官早就落了另一个诨名：抹布——自己脏成一坨，恶臭还往别人身上抹。
明朝言官有多“脏”？可以看看西北民变初期的小事。当陕西农民军杀进山西、北方局势危急时，京中的山西籍给事中裴君赐就发出神论，疾呼陕西官员立刻行动，把进入山西的农民军弄回陕西。似乎在裴大人眼里，已成燎原烈火的农民起义就是乱跑的牛羊，想怎么撵就怎么撵。
明末言官的日常表现更连“抹布”都不如，常见套路就是趋炎附势。明朝设立言官原本是为“以小制大”，监督一二品高官，可到崇祯年间，满嘴仁义道德的言官眼里只有利益。往往是崇祯刚任命了阁臣，言官就立刻往人家家里奔，以至于阁臣家里人满为患，来晚了的言官只能在门口台阶上喝茶干等。
就算是挤不进阁臣家门的言官，也各有发财之道。有些言官摇身一变，成了卖官的“经纪人”。比如户科给事中杨枝起，身为户科言官，却成天混迹在吏部，只要有人想买官就为之牵线，手里“正义凛然”的奏折也是明码标价卖，既吃介绍费又收“稿费”，忙得不亦乐乎。
这样的言官，操行可想而知，顶着“精英”的名头，翻脸往往赛过翻书。兵科给事中曾应麟原是宠臣杨嗣昌的心腹，平日吹捧杨嗣昌真是花样百出。待到杨嗣昌捅了大娄子，在惊惧中一命呜呼后，曾应麟却给杨嗣昌总结出多条大罪，高声疾呼将其开棺剖尸，翻脸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曾任河南巡抚的名臣范景文形象地总结了崇祯年间的腐败状况：凡是敢贪污的官员都是有才的官员，他们不但能贪，更能送礼，所以“必有墙壁可倚者”，关键是还能制造舆论，舍得花钱买通言官，借这些“监督者”之口打造自己的“名臣”形象。所以这种人“得钱既多，又复好官自我”，充斥晚明官场的尽是这些“不倒翁”。
基层文官烂透了，武将也好不到哪儿去。就以明朝装备最精良、名号最响亮的“京营”来说，名册上好几万人，平时却基本没人。每次遇到校阅检查，都是找来北京街头卖菜的摊贩凑数，看上去兵甲鲜亮，其实就为骗一份军饷。待有战事时，出征士兵基本都是地痞流氓。他们和军官沆瀣一气，军官趁机吃空饷，他们则打着“京营”的名号打家劫舍，各发各的财。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京营为何一击即溃，活活把北京城让给了农民军。
高层更是不堪。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军为翻越居庸关天险爬了三天，却没遇到一点抵抗——明朝蓟辽总督正给镇守太监做寿，墙子岭总兵也带着一群兵将跑来大吃大喝。烂醉如泥时，清军前锋抵达密云，把这群人剁成肉酱。
崇祯在位17年里，类似的剧本，无论对内剿农民军还是对外抗清，总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崇祯再度召集官员商议，却连蒋德璟这样雷翻全场的人物都没。大臣或沉默不语，或卷包袱跑路，以至于“大小车辆络绎而出国门”。每次召对过后，无助的崇祯都是痛哭而回，一直哭到北京城破，上吊煤山。
从这方面来说，那声“诸臣误我”还真不是崇祯甩锅，而是这位亡国之君沉痛的领悟，也值得后人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