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祁彪佳走向寓园内一处池塘，投水自尽。
这么多轰轰烈烈的死亡，不断冲击着张岱。作为亡国的遗民，作为立志不改侍新朝的坚定反抗者，在所有希望幻灭后，张岱确实想过死亡。可同时，他又不止一次地想到，为了气节，选择以死殉国确实是可贵的，但在屈辱中活下来，完成未竟的事业，是不是更可贵？确实，张岱有一项重要的未竟事业——修明史。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张岱携一子一奴一箩筐书籍，逃往绍兴城五十里外的越王峥。在遥远的古代，越王勾践曾栖兵于此。最初，张岱藏身于此地一座古寺中，寺中方丈是他的至交。他深居简出，躲在僧舍里编撰《石匮书》。
但有一回，张岱外出时被人识破，自此到寺院里拜会他的客人络绎不绝。为避免泄露行踪，张岱决定离开越王峥的古寺，迁往嵊县的西白山中。在西白山，张岱遇到族人，族人帮他将绍兴城内的家小全部转移过来。动荡的逃难生活逼迫着张岱变卖了家中剩余的田产，身边仅剩的几个奴仆也各自逃命。兵荒马乱的逃难路上，张岱与家人根本无力带走更多的东西，各项家当及三万余卷藏书尽数落入官兵之手。
在西白山中待了近一年，到顺治四年（1647年）夏天，由于物资的匮乏和生存的艰难，张岱本想迁回绍兴城内，但亲戚朋友们见他们一家，如见毒蛇猛兽，无人敢接应。张岱一家只好避居于绍兴城二十里外的项里，此地传说为西楚霸王项羽逃难藏身之地。时间和命运运行的轨迹如此奇妙，在项里的避难时光，张岱时不时会想起那位落败的英雄，他甚至在项里鸡头山上选好了自己的墓地。
避难三年，陋室不能避风，食物不能果腹，天地寂然，友朋如大海上的孤舟一般难觅踪迹，可某种信念仍然活着，像残存的烛火，在大风之后固执地挺立着。张岱白天学着耕作，夜晚埋首史书进行整理与书写。就这样，在信念的照耀下，离乱的生活才泛起一点生机。
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张岱一家迁回绍兴城内。张家故居早已易主，钟鸣鼎食的岁月在一夜间沉落，这个越中望族，数代人苦心孤诣的经营，一夜间被时代的巨手荡平。
繁华已尽，烟花寂灭，前半生的优渥此时烟消云散了。
最后，张岱于辗转中租下绍兴龙山后麓一处残破的园子——快园，那是他年少时在祖父张汝霖的带领下时常游玩的地方，也是他儿时读书、赏灯、看雪的地方。
活下去，胜于一切。
尽管大家族已分崩离析，但张岱自己一家人口依然不少。六个儿子，十个女儿（除去出嫁的，还剩七个），两个儿媳妇，四个孙子，一个孙女，再加两个妾，大大小小二十三口人。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政府清查户籍，没有田产的张岱一家成了黑户。
这样大的一家子，只靠张岱一人去获取生活来源，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激发每个人的求生欲望，以渡过难关，张岱劝告儿子们各立门户。张岱看着自己的两个侍妾，在饥寒交迫与艰难世事面前，她们不复从容：“二妾老如猿，仅可操井臼。呼米又呼柴，日作狮子吼。日出不得哺，未明先起走。如是十一年，言之只自丑。”从诗句中，我们见到了面对穷困生活时，张岱心里某种无处诉说的凄凉和无助。
张岱只好拿出年轻时痴迷雅玩的劲头，将它转变为强烈的求生欲，以应对生活。为了织布穿衣，他学习养蚕，可随即新问题来了——快园中八九棵桑树，无不枝叶稀疏，蚕的食物很快就断供了。他又试着养鱼，买了千尾鲤鱼苗放进水塘，可塘中蓄水养鱼不到十日，就听说鱼塘水面需要铺一层草。于是，他典当衣服，买回一条小船，还请了一个老头儿来打草。这个老头儿驼背又秃头，每天只知道吃饭喝酒，干起活来懒散拖沓。养鱼，不但分文未赚，还赔进去许多钱。
年轻时的张岱恐怕永远不会想到，老来他的生活会彻底变成另一副模样。曾经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现在却要学习插秧、浇园、舂米、担粪。他根本不知道农作物的脾性，不知道农事的门道。他曾在半夜挑粪灌溉，曾一棵一棵拯救被烈日晒到枯萎的茄子苗和南瓜苗，曾妒忌邻居家桑树枝繁叶茂，足够蚕儿吃到结茧。面对一片稀疏的田地，张岱不由得发出一声长叹：“学问与经济，到此何所施！”确实，纵有满腹诗书，纵有用不尽的文韬武略，面对这片沉默的土地，你能使出什么计谋呢？
个人能在富贵温柔乡不沉醉而努力触及灵魂的风致，自然令人钦佩；一个曾沉浸于富庶生活的人，能够坦然面对时代的崩溃，面对生命沉入绝对的贫穷与枯寂，能想方设法重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则更令人钦佩。张岱之所以有能力应对生活如此这般的“断裂”，不沉陷于富贵，不困顿于贫穷，这大概就是他的家族给他的底气。
明亡之前，这部书写明史的大作已经有了大体框架，张岱特意以《石匮书》命名。石匮，石制的柜子，是古代帝王祭祀用的石匣，也是司马迁保全史料之处。以此命名一部史书，是为了记录一个时代，也是为了向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致敬。
《石匮书》的撰写始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原本或许只是张岱写作生涯里一部体量较大的书，在经历了明帝国灭亡的切肤之痛后，张岱将这部书的书写看作自己——一个遗臣生命延续下去的理由。作为一个有着浓厚历史情结的学者，张岱坚信，家国是有记忆的，一个国家政权可以覆灭，只要文化的记忆还留存着，这个国家就不会真正灭亡。一部未完的《石匮书》，昭示着生命的重量，他终究将以一支笔，以不灭的汉字，为业已逝去的故国招魂。
明亡之后，初生的朝廷急于显示皇权的威严，以雷霆之势清扫残余的抗清势力，以不带丝毫人性的严酷手段震慑那些至死不渝的“守旧派”。这样的时期，修撰明史当然“违法”，且是一桩重罪，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张岱在数次逃难中，金银财产遗失殆尽，唯有《石匮书》书稿总贴身携带，以性命守护。
从崇祯元年（1628年）到康熙三年（1664年），张岱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石匮书》前编二百二十卷，二百五十万字，上起洪武肇基，下至天启崩殂。之后，他又完成了五十万字的《石匮书后集》。
张岱以史家笔法，在纸上安放了历时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安放了天文、地理、律法、礼乐，安放了帝王、公卿，安放了烈士和忠臣，也安放了奸佞与小人。那些公义良知，那些文化与民俗，都在这部大书中存留下来。
这是一阕献给逝去王朝的绵长挽歌。
若从物质层面看，张岱的前半生过得何其靡丽奢华，后半生又何其拮据落魄。他深知繁华是过眼云烟，时间若白驹过隙，且皆不可追，但在晚年枯寂的光阴里，他还是忍不住一遍一遍地做起从前的梦来。
大明帝国灭亡后，张岱很少走到热闹中去，尽管他是那样喜欢热闹的人。他在沉寂里活了许久，有人说他死于八十四岁，有人说是八十八岁，也有更多史料表明，他死于九十三岁。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张岱在六十八岁那年就已经将自己的墓志铭写好了，六十八岁往后的每一天，他认为都是自己赚来的。关于死这件事，他应该早就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