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7年，苏轼进京赶考，他文章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官梅尧臣看过之后，觉得文章结构严谨，文采飞扬，用理恰当，便想把它推荐给欧阳修。但是，他又有点心虚，因为文章中苏轼用了个“皋陶杀人”的典故，这个典故他实在是没看过。
无奈，自己是考官，苏轼是学生，他还真不好意思去问。于是，他便去查资料，可查了半天啥也没查到。他又感觉这篇文章确实好，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向欧阳修推荐了。
欧阳修读了以后，也是赞不绝口，建议选拔苏轼为第一名。可是，他也是有同样的疑问，这里的“皋陶杀人”的典故是从哪来的呢？这一问，可把梅尧臣问住了。他急忙说出了心里的困惑，并说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相关记载。
欧阳修犯了难。如果给苏轼第一，这篇文章的典故自己都不知道，感觉对其他考生不公平。可如果不给他第一，这么好的文章拿不了第一，自己良心也过意不去。还好，欧阳修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又和梅尧臣商量后，还是给了苏轼第一名。
欧阳修和梅尧臣都是治学严谨的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像留了一块心病一样，是一定要有个结果的。
终于有一天，欧阳修憋不住了，反正苏轼也做官了，不是学生了，便在一次与苏轼的交谈中，和梅尧臣一起提及了这个典故，表达了自己才疏学浅、不知典故出处的困惑，希望苏轼给他们讲一下。
苏轼听完，哈哈大笑说：“大人多虑了，这个典故是我自己编的，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说到这里，欧阳修和梅尧臣心里也就释然了，这就不怪老师不如学生了。这是苏轼他自己编的，当然就没有出处喽，二人都大笑起来。
这一天，梅尧臣闲来翻书，突然看到《三国志·孔融传》中，在曹操与孔融的对话中，有这样一句话：“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梅尧臣便把这句话讲给了欧阳修，两个人感慨万千，都认为选苏轼第一名是选对了。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还懂得尊重老师。不管那个典故有没有，苏轼这样说，都是给了他们一个舒服的台阶下，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