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钱名世案是雍正整人的一次操练，所以他本人跟得很紧。按照他的要求，在京符合条件的近四百名官员真的每人写了一首诗，对钱名世进行批判和谩骂。有人说，这是一次士大夫阶层集体折腰的批判运动。因为是开创性的工作，雍正很上心。
他真的花了工夫，把批判诗一首一首看了。他用他的评价标准，对这些诗进行了评判。对雍正来说，让官员集体写批判诗，除了公开羞辱钱名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每一个官员在写作过程中都应该反躬自问，有没有和钱名世一样的念头，然后果断掐灭。那些写得不合皇帝心意的诗作，因此被认为是思想认识上出了问题。不难看出，雍正把写批判诗当成了检验官僚队伍忠诚度的一次契机。
四
讽刺的是，三百八十五名写诗批判钱名世、涉险过关的官员中，至少有两人后来也成了“钱名世”，成了被整的人。其中一个，叫查嗣庭。查嗣庭，浙江海宁人，进士出身，因隆科多推荐，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查嗣庭被批斗，是因为有人举报他主考江西期间，出的考试题目动机不纯，别有用心。
但因为要从那些题目联想到颠覆雍正的合法性，必须有雍正这么敏感而奇葩的脑回路才行，一般民众根本无法想象，所以民间以讹传讹，出了一个简洁版，说查嗣庭出的题“维民所止”，“维止”两字，正好是“雍正”两字去头，遂倒了血霉。实际上，查嗣庭出事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隆科多举荐的人。像年羹尧一样，隆科多被雍正用完就扔，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免不了的。文字上的犯禁，不过是罗织罪名的需要罢了。雍正整人，惯常的操作手法正是这样：先定人有罪，然后从他的文字，包括日记中翻找罪证，各种附会解读，总可以找到你“大不敬”的蛛丝马迹。
五
总之，钱名世案之后，雍正整人的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于灵魂羞辱的手法，越练越纯熟。钱名世案的次年，邹汝鲁案的同一年，雍正指使人开始“修理”云贵总督杨名时。杨名时很注重个人声誉，一直以圣人君子自我要求。也许正是这一点，被雍正认为是沽名钓誉，遭到了雍正的忌恨。雍正曾颇有深意地说，杨名时是“有名人物，汉人领袖”。他决心对这名士人领袖下手。审讯杨名时的时候，好不容易审出了他的一条罪证：他曾收受手下四匹缎子和一对金杯。面对这十分难得的进展，雍正却不满意。他后来跟心腹大臣鄂尔泰交底时说：针对杨名时这样的人，不批倒搞臭他，只从肉体上消灭他，是意义不大的，反而会助长他的名气。雍正始终认为，搞倒杨名时并不真的是要弄死他，而是要撕破这样一个士人领袖的“假道学”伪装，给全国科甲出身的士人一个深刻的打击和教训。
可见，这个案子的套路，跟他整钱名世如出一辙。又过了两年，雍正七年（1729），曾静案爆发。湖南落第书生曾静指派学生张熙投书策反封疆大吏岳钟琪，被告发。该案牵涉范围之广，实属空前。因查出曾静受反清志士吕留良思想影响，尽管后者已经死了半个世纪，但还是遭到剖棺戮尸。吕氏后人或被鞭尸，或被斩首，或流放为奴，惨不忍睹。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曾静案的两名主犯，关了一年大牢后，竟然没事。不是雍正宽容，而是他又发明了新的整人办法。雍正将曾、张二人的口供和忏悔书，连同批判文章，编辑成书出版，命令各地学校都要收藏此书，好让读书士人、乡曲小民都读得到。这还不过瘾。二人被命为义务宣讲员，到各地现身说法，当众作践自己，真诚忏悔，痛哭流涕地倾诉皇上的大恩大德，并逐条批判他们对雍正进行过的指责，消除社会不良影响。整个清代，顺治、康熙时还有明遗民的两根硬骨头在撑着，经过雍正这么一操作，在心灵上或鞭打，或“按摩”，已经没有人知道骨气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