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撰罢《史记·秦始皇本纪》后，写道：
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曰：“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贾生之文，有排山倒海气势，其所论，真乃雄文倾天下，铿锵金玉声。
贾生者，西汉文帝时年轻的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贾谊也，上引节文，乃贾谊之《过秦论》，太史公引用贾谊之言，评判“千古一帝”功过，除赞同其见解外，亦有敬佩其文笔美邃之意。
应该说，能入太史公法眼之政论文不多，长篇直引更是罕有，由此可见贾谊之才华。贾谊不仅文笔优美、大气磅礴，而且思想深远、忧国恤民，故司马迁为之立传。西汉后期着名学者刘向称道：“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刘向之言，客观公允。此后，西晋文学家左思《咏史》有“着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谓写文章以贾谊《过秦论》为准则，作赋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典范；唐代诗人李商隐《贾生》绝句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赞颂贾谊才华无与伦比而讥讽文帝贻误人才也。
贾谊才华确实超群，一篇《过秦论》，令太史公钦佩，倾倒无数文人，只可惜他自认为怀才不遇，未能把自己的才智报效国家，心态不佳，长期抑郁，又不能自我调节、修养身心，终致英年早逝。
贾谊是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少有才名，年十八，以其能诵诗书、善于属文闻名郡中，河南郡守吴公爱其才学，召置门下，甚器重之。是时，文帝刚即位，因吴公治郡考评第一，被提拔到中央，担任了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廷尉，吴公向文帝举荐了贾谊，说他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于是贾谊就成了文帝备顾问的博士官。这一年，贾谊才二十出头。
在朝廷中，贾谊年龄最少，文帝每有诏令下议，诸老先生皆不能对，唯有贾谊应答如流，见解精辟，“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就是说，贾谊所议，恰如各位先生心中所想，他们觉得自己不如贾谊。文帝对贾谊大为欣赏，决定破格提拔他，一年之内便升任太中大夫官。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谋划策。他认为，汉朝已建立二十余年，天下和洽，不能仅袭秦制，应该建有自己的礼仪、律令体系，“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中部分内容被文帝采纳。文帝觉得贾谊确是辅弼之臣，打算再提拔他进入公卿之位。
贾谊为国家改制划策，巩固文帝统治地位，本来就触动了一部分开国大臣的利益，比如他建议所有开国列侯不得住京城、回封地做官，并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以防不测，如今贾谊要进入更高的公卿阶层参政，自然遭到部分老臣包括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的激烈嫉妒和坚决反对，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群起而攻之，诋毁道：“贾谊年少气盛，不明好歹，他气焰嚣张、想要擅权，扰乱国家秩序。”文帝在一群老臣反对呼声重压下，不敢再提拔贾谊，并逐渐疏远了他，不久，便遣他到湖南去辅佐长沙王任太傅。
贾谊被谪上路，心里烦闷不乐，情绪十分沮丧，认为自己空怀一片忠心、空有满腹才智，全被文帝听信谗言、偏听偏信误解了、埋没了。他途经湘水、乘船渡江时，触景生情，想起战国时楚国贤能大夫屈原爱国忠君，不被重用，反遭谗言放逐，作《离骚》抒胸意，投死以明志，感伤不已，于是作《吊屈原赋》以自喻：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
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于嗟默默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履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此赋在形式上全仿楚辞骚体，这说明贾谊文学功底深厚，更重要的是他暗喻屈原，认为文帝不明、贤愚不辨，自己空有才智不能施展，而被远放蛮荒之地，怀着这样的认知，带着这样的想法，他整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三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他除辅佐长沙王理政外，拼命读书，努力忘却烦恼，以此消磨时光，可是他读书越多，越有见地，同时也越觉得在这荒蛮、卑湿之地，湮没了他的聪明才智，他的思维进入了这个怪圈而不能自拔。他生长于中原地区，来到这荒远、潮湿的南方，水土不服，本不适应，加之精神抑郁，自然健康欠佳。一天，一只山鸮（当地人称之为“服”，不祥鸟，俗称猫头鹰）飞临其舍，“止于坐隅”， 就是说落在贾谊读书桌旁，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他心情不好，想了许多，什么自己忠心耿耿而遭放逐“贬谪”呀，什么山鸮不吉利、为何落吾旁呀，什么“野鸟入室，吾命不长”呀，他思绪万千，对此一味悲观，于是索书占验，测试凶吉，之后作《鵩鸟赋》以宽己心，这篇名赋是写出来了，可他真的获得慰藉了吗？
过了一年多，忽然传来圣旨， 文帝要召见他，他喜不自胜，以为将受重用，于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往京师长安，面见圣上，把自己一肚子的心里话说与文帝。当时，文帝在宣室刚接受完祭祀天地五畤之福，正惑于鬼神之事，请贾谊解释，贾谊引经据典、详细讲述其中玄妙之道，一直谈到深夜，文帝听得出神，不觉移到席前就教。贾谊宏论深邃，旁征博引，说得清楚明白，讲罢，文帝说：“我很久没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识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远不如啊！”这次君臣交谈，二人并不融洽，皆有所失望，文帝失望自己的学识不够博深，贾谊失望文帝未向他咨询治国理政之策，正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这次返京，朝中已有很大变化，老臣们死的死，回封地的回封地，但文帝依然没有重用他，没有把他留在身边，很快就任命他为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嗜好读书，而贾谊学识渊博，“故令贾生傅之”，这也算是对他一种重视吧。
此后，贾谊情绪有所改观，多次上疏陈说政事，谈边患，论民生，献防诸侯王僭越方策，文帝或从或否。
几年后的一天，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深自责，认为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职责，他情绪低落，十分忧郁，时而哭泣，时而悲伤，如此持续了一年多，由于内疚、悲伤过度，他不治而亡，年仅33岁。今有《贾谊集》传世。
贾谊英年早逝，表面上看起来是因梁怀王坠马，其实，与他怀才不遇、长期不被重用、常年郁郁寡欢不无关系，加之他的多忧多虑、感情丰富之性格，以及在长沙几年不习水土、昼夜苦读、撰写大量文章等因素，积劳积虑，多怨多愁，无与诉说，损坏了健康，摧垮了身体。他是一位积极入仕的儒生，求功心切，虽博览群书，但他不愿按道家处世哲学行事：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终致身死。
当今时代，尤其是职场上的年轻人，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烦心事，绝不可像贾谊那样，自视过高，总觉自己才智没有发挥出来，非悲即怨，钻死牛角尖儿，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学会释放不良情绪，给自己减压，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困难、挫折和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身心健康。心态好，方可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