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1935年那堂着名的“开学第一课”上，教育家张伯苓对南开学子提出了3个问题，拳拳赤诚溢于言表。演说中，最令张伯苓感慨的，是国家已处于危墙之下，人们还不能团结一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随即面临日寇的蚕食，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危机。
这“爱国三问”无异于醍醐灌顶，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志。张伯苓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是中国人，爱中国，愿意中国好，那么就改掉自私狭隘的毛病，为国为公团结起来！”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58岁的张伯苓1934年在南开30周年校庆上确定的南开校训，他希望南开学子为国尽力，不断创新。纵观张伯苓这一生，也是以这8个字为人生追求。他是国士、仁师，是伟大的教育家，可以说，张伯苓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停地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并为此奉献终生。
从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创立南开学校，倡导新学，到1919年两人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再到1947年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学历，南开的故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饱经战乱仍努力拥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维持独立。这也成为张伯苓一生艰难办学的人生写照。
国帜三易，弃戎从教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全军覆没。1898年，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着，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
一名22岁的水兵目睹这场接收和转让仪式后喟叹道：“我在那里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这名水兵就是张伯苓。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秀才家里。188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入驾驶班，学习航海，着名思想家严复是他的老师。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那一年他刚好18岁。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伯苓作为实习生，目睹了北洋水师的惨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张伯苓无舰可开，只好回到家里，等候派遣。
1896年，张伯苓被派到“通济”号练习舰上服务。1898年，在各国的压力下，日本将占领的威海卫、刘公岛等转租给英国。张伯苓奉命随同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也就是在这里，他看到“国帜三易”的丑剧上演，这极大地刺激了张伯苓，他愤然从军队辞职，决心弃戎从教。
构建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辞职回到天津后，在绅士严修的家馆教书。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返乡，但仍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
1903年和1904年，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使张伯苓震撼，“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1904年10月，在严修的支持下，私立中学堂成立，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
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投入新式学校学习，但是当时国内大学匮乏，比如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于是严修与张伯苓决定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建立南开大学。
1917年，严修与张伯苓先后抵达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当时，张伯苓特地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创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
1918年，张伯苓学成回国，开始着手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他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资金。
为了筹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做，并不觉难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激励下，1923年，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南开小学正式成立；1932年，张伯苓又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中国私立大学拓荒者
“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时，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这是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张伯苓纪念文集《别有中华》所作的序，“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在政局混乱的岁月里，张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体系……”
与公立学校不同，私立学校的校长除了要管理好学校，还必须设法解决办学经费的问题。南开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而来。而募捐，并不是人人肯干或者干得了的，除了要放得下身段，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当然，仅靠募捐——如同输血，是不够的，还需增强学校自身的造血能力。经历了两次远赴欧美的考察，张伯苓得出一个结论：“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因此，不仅要“视社会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针”，还可以在学校里开办工厂，既满足学生工读的需要，也为学校创收。比如应用化学研究所下设的化工厂，其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墨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华北乃至全国市场，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