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主创:黄世仁是个艺术典型

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人对新中国的经典文艺作品《白毛女》进行种种改编、解读、戏说和追溯原型,如有人把喜儿改写成穆仁智的小老婆,2002年12月31日《杂文报》登载文《喜儿致大春儿的信》一文,其中喜儿变成了“黄太太”,大春儿变成了“窝囊废”,黄世仁变成大款,穆仁智变帮凶为帮办。还有一家报纸发文,言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称黄世仁有权有钱,等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职业记者,2006年我曾4次到河北省平山县,找到影片《白毛女》的编剧之一的作家杨润身,也到河北省天桂山白毛女艺术陈列馆调查采访有关情况。我调查的结果是: 《白毛女》没有原型,它是剧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虚构出来的创作作品。现将当年的调查结果以及后来查阅的资料整理成篇,以飨读者。

1944年4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奉调回到延安,5月27日“鲁艺”为此召开欢迎会,演出结束后,“鲁艺”院长周扬会见了西战团的编辑邵子南,并问他最近在忙些啥,邵子南告诉他搞了个取材于晋察冀边区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戏剧剧本。故事情节很简单,说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决定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向七大献礼。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由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作曲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曲作者们根据剧本赋予的戏剧形式,以秦腔为基调,为剧本配了曲,试拍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艺术形式,还是从表演格调,《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调整了创作班子,从文学系调来贺敬之、丁毅,其他人马一律不动。

剧名由《白毛仙姑》改成《白毛女》,改掉了迷信色彩和旧戏的格调。贺敬之很快完成了新的剧本,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周扬热情地肯定了贺敬之、丁毅创作的《白毛女》新剧本。鉴于《白毛女》的定位是歌剧。于是几位从来没有搞过洋歌剧的作曲家拼命往洋歌剧身上靠,却没有考虑到这是一部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民族歌剧。一个月下来,五个人写了一大堆曲子没有一首能采用。还是张鲁忽然想起贺敬之曾提醒过大家,喜儿的唱段可以用民歌“小白菜”基调。顺着这个思路再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否定之后,张鲁终于摸索到了喜儿在等待爹爹回家时那种又急又喜的感觉,一串串音符奔涌而出,不到3分钟的时间他就写完了整首《北风吹》。

张鲁拿着《北风吹》走进张庚办公室试唱了一遍,张庚没表态,只是说再唱一遍。两遍唱过,张庚仍然没有表态,过一会儿才说,你去教西战团那个小王让她唱唱看,小王就是王昆,当王昆把《北风吹》演唱一遍之后,张庚拍案而起:“好,就是它了!”

周扬、张庚等调兵遣将,迅速组织《白毛女》的创作班子,对导演、演员、舞美、服装、化妆等成员的选拔,几乎包括了延安文艺界大部分的精英。人才荟萃,群贤毕至。

1945年4月22日,也就是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547名正式代表、208名候补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几乎全都赶来。毛泽东来晚了些,他不声不响地来到自己的座位,朱德来了,刘少奇来了,周恩来来了,陈毅来了,叶剑英来了,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白毛女感人的故事中,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李富春转身劝解说:“同志们呐,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演戏呀!”首次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部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后来演员们才知道,这是刘少奇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