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贡、在沙头角、在老兵们的家里，我们循着一条看得见的足迹触摸着一段看不见的历史。
一个个曾经为保卫香港而浴血奋战的英灵，震撼着我们的内心。在那个春日的黄昏，我们默默站在“抗日英烈纪念碑”前向逝去的英烈们致敬时，我仿佛听见，晚风中山海相拥低回起伏的呼应，碑园内摇曳的“英雄树”沙沙作响——向英勇的抗战老兵们致敬！
香港西贡斩竹湾，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烈士碑园坐落在面朝大海的山岗上，20米高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抗日英烈纪念碑”7个大字。清明节前夕，记者随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会长林珍等老战士及其后人来到这里，祭奠抗战期间牺牲的英烈们。
从西贡赛马会大会堂后院到沙头角罗家大屋，在寻访香港抗战老兵们的过程中，记者仿佛重新置身于当年的历史情境中：在日军侵占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港九独立大队的战士们参与营救南下文人和美国飞行员克尔等，为抗战出生入死。
从“黑色圣诞”开始的三年零八个月
西贡赛马会大会堂后院，十余平方米的房间里，挂满了红色锦旗，这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们的“荣誉簿”。1998年成立的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便设于此处。
84岁的林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回忆起当年的“黑色圣诞”。
1941年12月初，香港充满了节日气氛，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放上了“圣诞老人”。8日清晨，港岛东北角突然传来了飞机呼啸声，伴随着空袭警报声。“我和母亲正在去教堂的路上，飞机从头上飞过，我们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
日军进攻香港次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立即派遣精干武装进入香港抗日。5天内，日军占领了整个新界和九龙半岛。25日下午6时，香港总督府挂起白旗，短短18天，香港宣告沦陷，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包括沙头角、西贡、大屿山、港岛等中队及海上中队和国际情报组，成为香港的抗日力量。
“我参加抗战队伍是受姐姐影响。”林珍说。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粤港地区相继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为抗击日寇，两地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通过游击战等方式进行斗争，林珍的姐姐林展就是其中一名游击队员。
1943年12月，8岁的林珍成为港独立大队的“小鬼”通讯员，利用年纪小不易被注意的优势，在游击队之间传送情报。“情报写在很细小的纸条中，卷起来跟火柴棒差不多大。送信途中会爬山，经过小溪和沙滩。幸运的是，没有遇到日军。”彼时队伍中不乏这般年纪的小战士。老兵罗竞辉13岁参加抗日，加入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他们自称“土海军”。“我们当时是用小船，专门在海上偷袭日军的物资补给船。”后来罗竞辉成了连长通讯员，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
营救南下文人和美国飞行员克尔
又是一年木棉花开的时节，记者来到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抗日英烈纪念碑碑座上有这样一段碑文：
三年零八月之艰辛岁月中，游击战士活跃在崇山峻岭、海港河湾，出没于田畴村舍、郊野丛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如鱼得水，肃匪锄奸，克敌制胜，营救文化精英，支持盟军作战……
1940年，大批文化界人士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后，积极开展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紧急配合香港地下党组织营救文化界人士。“日军占领西贡后没有留下驻兵，游击队总队命令我父亲黄冠芳带领武工队挺进西贡，同时作好营救文化人士的准备。”黄冠芳的女儿黄瑾瑜说，游击队总队于大亚湾吉澳岛成立武工队，黄冠芳担任队长。
此后，黄冠芳带领武工队在西贡开展剿匪行动，迅速深入九龙城东北一带，初步建立起九龙—西贡—企岭下的交通线。“建立交通线后，父亲潜入九龙城开了一间搬运行，以做生意的名义，进行营救文化界人士的准备工作。”黄瑾瑜说，至1942年春节前后，已有大批文化界人士、爱国人士撤离香港。
着名作家茅盾也在营救名单中。据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记载，他们一行人翻过大帽山离开香港。“我们终于登上了梅林坳，俯视山下，在茂盛的树木中，隐约可见几点灯火。”那就是白石龙——游击队总部所在地，终于安全了！有上千文化人，在香港地下工作者的安排和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逃离香港抵达内地，这是一次伟大的营救行动。
在营救盟军方面，港九独立大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在轰炸启德机场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降落观音山。“父亲在送信返回途中遇见了克尔，将他带到一处山洞，就跑回去报信了。”李石的儿子李瑞零对记者说。《克尔日记》中多次提到李石：“他头戴一顶刚从衣柜拿出来的帽子，脸上是坚毅、警觉的神情。”李石带着克尔一路小跑，转移到地势相对隐蔽的山洞藏身。日军派出一千多人封山搜捕，为了转移日军注意力，黄冠芳、刘黑仔等人袭击了日军在启德机场的仓库。最终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克尔中尉安全离港。
筹建抗战纪念馆铭记历史
寻访抗战老兵的最后一站，记者来到了沙头角罗家大屋。数十载岁月沧桑，老屋外墙已斑斑驳驳，院子里一簇簇的三角梅开得正盛。“罗家大屋是游击队进入香港后的落脚点，也曾是港九独立大队的活动基地和交通站，见证了香港的抗战历程。”林珍介绍。2018年2月，为了纪念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和香港居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决定在沙头角罗家大屋设立抗战纪念馆。94岁的老兵徐墀在这里回忆起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情景：“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后，奔走相告，欢呼高歌。”完成抗战使命的东江纵队随之北撤，老兵黄清也在其中。“我原本计划去山东，但因病留在香港，后来在西贡当警察，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目前，港九独立大队健在的抗战老兵超过一百人，分别居住在香港、广州、深圳、惠州、佛山和北京等地。最多时达千人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如今在香港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的老兵仅剩下47位。
从1985年起，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人开始整理香港抗战历史。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115名烈士名单放进香港大会堂，供市民瞻仰。而昔日的抗战英魂也长眠于西湾和赤柱等地。
香港历史学者邱逸用了两年时间写下《战斗在香港》，书中讲述了8名港九独立大队普通战士的人生轨迹。导演刘深通过寻访五十多位抗战老兵，拍摄了纪录片《香港大沦陷》，纪念老战士们的英雄事迹。“在年轻人记忆中，这段历史几乎是空白的，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走出课堂，了解和感受这段历史。”邱逸说。
（摘自商务印书馆《香港故事：五十个独特视角讲述“百变”香港》 主编：闵捷 本文作者：闵捷 洪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