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谍战往事(2)

经远里12号,其实是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秘密机关。这场“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秘密会议,围坐着麻将桌开会的是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及中央军委的杨殷、颜昌颐、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以及白鑫。

被捕后的第六天,也就是1929年8月30日,被摧残至“体无完肤,手足俱折”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被杀害。

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很快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正是白鑫。

1929年11月11日夜里11点, 东躲西藏了两个多月的白鑫,在范争波公馆后门口出现了,他急切地向一辆汽车走去,那辆车要送他去码头。

就在白鑫将要上车之际,几名中央特科行动科队员现身, 大喝“不许动”,白鑫见状转身就跑,伴随着三声枪响,叛徒倒下了。

白鑫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党员队伍的纯洁性。但是没想到,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会突生异变。

顾顺章清楚地知道中央重要领导的藏身之地,以及几乎所有秘密机关的确切地址。但顾顺章给国民党发出的电文落在了“龙潭三杰”(注:指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建立起情报小组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之一钱壮飞的手里。钱壮飞立即想办法,几经周折,将消息带给了远在上海的李克农,让中央赶快转移。

李克农又找到情报科科长陈赓,陈赓很快汇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

顾顺章见到蒋介石,将中共机密和盘托出,蒋介石立即派出大批国民党军警在上海疯狂搜查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想要一网打尽,却空手而归。

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重要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至此,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存在了。”说的就是此事。

无法破译的“豪密”

除了冲在前面惩处叛徒的行动科,中央特科还有一支专注于幕后工作的队伍,那就是特四科——交通科。

在创建初期,交通科主要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成员们隐蔽在水陆交通线上,担任轮船水手、火车司机、茶房、乘务员或小商贩、客栈店主等,建立起上海党中央到各省区、各苏区根据地的秘密水陆交通线,同时,他们还负责护送中共重要人员及武器、经费与文件的往来。

不过,由于没有无线电通信, 中央派往各苏区的交通员,都要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信息。因此,1928年6月,中共六大会议特地讨论了建立中央电台的计划。

周恩来决定把这个“白手起家”自制电台的艰巨任务,交给中央特科交通科。年仅23岁的李强当时是交通科科长,担负起了这份重任。

李强买来英文无线电专业书自学理论,还从仪器公司弄到一台收发报机进行解剖研究,随后开始在洋行购买零件尝试制作。

在经过反复的试验后,1929年10月,李强制造出中共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台。

1930年1月初,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当时的电文从香港发出,邓颖超在上海亲自译电,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发电报所用的密码是周恩来发明的。由于周恩来在早期从事革命工作期间曾化名“伍豪”,因此这套密码在党内被称为“豪密”.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的密电屡屡被中共无线电部队破译,但国民党部队截获使用“豪密”的中共密电后, 却始终无法破译。

为革命奋斗,他们从不退缩

鉴于当时大部分组织机构都从上海撤离,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特科的保护下转移到了江西瑞金,留在上海的特科工作人员改为隶属上海中央局, 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但是,国民党的搜捕与迫害日益加剧。1934年,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6次严重破坏,1935年1月, 多名行动科队员被捕遇害,同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

虽然中央特科的行动暂时中止了,但是,特科队员们依然在为革命奋斗。行动科的项与年为了帮助中共反“围剿”,用石头砸掉四颗门牙装扮成乞丐混过排查, 徒步六天,将国民党的“铁桶计划”送到苏区。中央红军随即实行战略大转移,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从1927年到1935年,中央特科存在的八年间,有许多的队员先后牺牲。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则, 他们中有的人,因身份被发掘而名留青史,有的人则仅仅留下了一个名字或代号,而更多的人,甚至连一个代号都没有留下。

中央特科在中国共产党保卫工作的历史长河中,可谓短暂的一瞬,但它所创造的特殊功绩, 却永世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