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远里12号，其实是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秘密机关。这场“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秘密会议，围坐着麻将桌开会的是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及中央军委的杨殷、颜昌颐、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以及白鑫。
被捕后的第六天，也就是1929年8月30日，被摧残至“体无完肤，手足俱折”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被杀害。
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很快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正是白鑫。
1929年11月11日夜里11点， 东躲西藏了两个多月的白鑫，在范争波公馆后门口出现了，他急切地向一辆汽车走去，那辆车要送他去码头。
就在白鑫将要上车之际，几名中央特科行动科队员现身， 大喝“不许动”,白鑫见状转身就跑，伴随着三声枪响，叛徒倒下了。
白鑫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党员队伍的纯洁性。但是没想到，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会突生异变。
顾顺章清楚地知道中央重要领导的藏身之地，以及几乎所有秘密机关的确切地址。但顾顺章给国民党发出的电文落在了“龙潭三杰”（注：指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建立起情报小组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之一钱壮飞的手里。钱壮飞立即想办法，几经周折，将消息带给了远在上海的李克农，让中央赶快转移。
李克农又找到情报科科长陈赓，陈赓很快汇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
顾顺章见到蒋介石，将中共机密和盘托出，蒋介石立即派出大批国民党军警在上海疯狂搜查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想要一网打尽，却空手而归。
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重要领导人包括：周恩来、瞿秋白、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至此，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存在了。”说的就是此事。
无法破译的“豪密”
除了冲在前面惩处叛徒的行动科，中央特科还有一支专注于幕后工作的队伍，那就是特四科——交通科。
在创建初期，交通科主要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成员们隐蔽在水陆交通线上，担任轮船水手、火车司机、茶房、乘务员或小商贩、客栈店主等，建立起上海党中央到各省区、各苏区根据地的秘密水陆交通线，同时，他们还负责护送中共重要人员及武器、经费与文件的往来。
不过，由于没有无线电通信， 中央派往各苏区的交通员，都要冒着生命危险传递信息。因此，1928年6月，中共六大会议特地讨论了建立中央电台的计划。
周恩来决定把这个“白手起家”自制电台的艰巨任务，交给中央特科交通科。年仅23岁的李强当时是交通科科长，担负起了这份重任。
李强买来英文无线电专业书自学理论，还从仪器公司弄到一台收发报机进行解剖研究，随后开始在洋行购买零件尝试制作。
在经过反复的试验后，1929年10月，李强制造出中共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台。
1930年1月初，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当时的电文从香港发出，邓颖超在上海亲自译电，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发电报所用的密码是周恩来发明的。由于周恩来在早期从事革命工作期间曾化名“伍豪”,因此这套密码在党内被称为“豪密”.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的密电屡屡被中共无线电部队破译，但国民党部队截获使用“豪密”的中共密电后， 却始终无法破译。
为革命奋斗，他们从不退缩
鉴于当时大部分组织机构都从上海撤离，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特科的保护下转移到了江西瑞金，留在上海的特科工作人员改为隶属上海中央局， 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但是，国民党的搜捕与迫害日益加剧。1934年，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6次严重破坏，1935年1月， 多名行动科队员被捕遇害，同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
虽然中央特科的行动暂时中止了，但是，特科队员们依然在为革命奋斗。行动科的项与年为了帮助中共反“围剿”,用石头砸掉四颗门牙装扮成乞丐混过排查， 徒步六天，将国民党的“铁桶计划”送到苏区。中央红军随即实行战略大转移，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从1927年到1935年，中央特科存在的八年间，有许多的队员先后牺牲。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则， 他们中有的人，因身份被发掘而名留青史，有的人则仅仅留下了一个名字或代号，而更多的人，甚至连一个代号都没有留下。
中央特科在中国共产党保卫工作的历史长河中，可谓短暂的一瞬，但它所创造的特殊功绩， 却永世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