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醴陵瓷的历史，据从被发现的一些陶瓷作坊挖掘出来的瓷器考证，可以追溯到东汉。但直到100年前，醴陵瓷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称谓。
据笔者考证，早在清雍正年间，醴陵还只能烧制“粗瓷”，这些粗瓷还有一个随意的称呼“土瓷”，烧制瓷器不管规模如何，都只能被称为土瓷作坊。
醴陵瓷有正儿八经的名称是在清末，诞生了釉下五彩瓷，这时的醴陵瓷才有了另一个名称“细瓷”。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有了国瓷、毛瓷之名。也就是从这时起，醴陵瓷才有了中国五大名窑之后的“醴陵窑”这个响当当的名称。
醴陵窑这个名称似乎并不能满足醴陵人探索瓷名称的心态，也才有了民间所谓的“红色官窑”的提法。因为醴陵瓷被叫了1000多年的“粗瓷”“土瓷”，所以现代醴陵人特别在意瓷的名称，特别在意“红色官窑”的宣传。醴陵人深知“釉下五彩瓷”“国瓷”“毛瓷”这些响亮的名称来之不易，用心制作瓷器的同时，也在用心打造这几个称谓。
关于醴陵“釉下五彩瓷”在新中国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毛泽东，因为是毛泽东让醴陵瓷有了“毛瓷”“国瓷”之名。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有一位人物对醴陵瓷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人就是耿飚。
新中国成立不久，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陶瓷公司，要求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来人带来一件延安时期使用过的茶杯，直筒型，无盖无花饰，瓷质灰白粗糙。这种形状的茶杯，在当时被叫作“中山筒”，据说是民国政府机关使用的样式。来人要求以此为基础加盖加彩，改型后使之美观实用。这就是毛瓷杯的起源。烧制第一批毛瓷杯的时候，醴陵瓷的色调还很单一。这种情况一直到1959年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回乡探亲时才发生改变。
当时，耿飚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回到醴陵。这是耿飚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回乡。在相关领导的陪同下，耿飚来到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参观。他参观完即将离开时，主动询问起了陶瓷研究所在科研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他能否帮什么忙？时任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所长的李维善马上搭话说：“从1955年成立研究所起，首先研究恢复了釉下彩，国家很重视。当前主要问题是颜色品种单调，因为在高温1300度以上烧成，能发色的金属氧化物不多。最近据国外一些文摘介绍，用某些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氧化物可丰富釉下颜料新品种，但这些物质在市场很难找到，听说株洲331厂和601厂，他们研究国防工业用品、粉末冶金用品有这方面的材料，那是严格保密的工厂，我们很难进去。”耿飚听后，欣然一笑说：“这个问题好办啦！”又说，“331厂的头是我在部队的同事，正好我这次回来要顺便去看看他们，你明天就乘我的车，和我一块去吧！”
第二天，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几位负责人与耿飚一起到了331厂。该厂罗厂长听了耿飚的介绍后说：“我们这里有没有这些产品，我先让仓库查一下，我可以马上给601厂挂个电话，他们是搞粉末冶金产品的，应该会有这些原料。”
在耿飚的过问下，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在株洲两家国防工厂分别见到了他们急需的五氧化二铌、氧化铍、氧化锆、氧化钛、三氧化二钒以及稀土氧化物二氧化铈、三氧化二镨等这些加入瓷泥中丰富颜色的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氧化物。不过，这些原料除少数品种外，大多数是从苏联、东欧国家进口的，价格昂贵，每公斤都在人民币四位数以上，最贵的二氧化铈，在那个年代是60元人民币一克，合6万元人民币一公斤，比黄金还贵。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几位负责人不免心里发愁，这些难得的原料，他们没有这么多钱购买，肯定拿不回去。耿飚获知情况后，马上与两个厂子的负责人沟通。这两个厂子的负责人认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也是在为国家做实验，表示只要他们在出库单上签个名，就可以让他们把这些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拉回醴陵。
经过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不懈地努力，一批运用铍、镉、铌、锆、钒等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氧化物的高温釉下色料新产品，如“青松绿”“姣黄”“鲜黑”“锆白”“桃红”等试制成功。
1976年，醴陵瓷的烧制又有了质的飞跃，为“毛瓷”“国瓷”之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6年12月16日至1977年1月15日，湖南省轻工业厅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在北京中山公园组织了一次“湖南陶瓷赴京汇报展览”。展出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王震，海军司令萧劲光，中联部部长耿飚以及其他各部委领导均亲临参观并指导。
耿飚看到家乡的陶瓷特别兴奋。那天晚上7点多，耿飚携夫人赵兰香和警卫一行到达展览馆。湖南省轻工业厅陶瓷公司经理陈忠和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李维善等人一起陪同参观。耿飚看得很仔细，他边走边看边问边谈。当他看到1米高、0.6米宽的大瓷板画时，高兴地说：“这么大的瓷板，又是釉下彩，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真不简单。”这种大型釉下彩瓷板，在当时，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是首创。在陈列釉下餐茶具的柜台旁边，耿飚又详细询问起采用的稀有、稀土金属氧化物制作的颜色是哪些画面。李维善在现场一一作了回答。耿飚对镨、铈烧制出的妖艳的黄色和青松绿色特别赞赏，说：“时代在进步，要不断采用新原料、新材质、新工艺才能不断进步。”在参观快结束时，耿飚对陈忠说：“我是1959年回到醴陵时，在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参观过，事隔十几年，这次看到了湖南陶瓷的巨大进步。”耿飚又重复一句说，“确确实实是巨大进步，请你们转达我对家乡陶瓷职工，对啦，对湖南的全体陶瓷职工的敬意。”
1978年，醴陵瓷开发颜色的原料又一次遇到困难，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决定再一次去找耿飚。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在北京专门接见了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当工作人员向耿飚汇报了家乡瓷业发展的情况以及遇到的困难，请求耿飚帮忙解决一批开发颜色的原料时，耿飚爽快答应了，并立即提笔作出批示，请601厂再次为醴陵瓷业提供一批原料。
这批原料很快被拉到醴陵，分别配发给了群力瓷厂、省陶瓷研究所、星火瓷厂三家单位使用。
此后，耿飚喝茶都是用家乡醴陵的釉下五彩瓷杯子，而且舍不得用家乡送给他的那个茶杯。后来，不知是谁不小心把这个杯子的盖把儿弄断了，家里人几次要帮他换，他坚决反对。已是老年的耿飚将军自己找来胶水，戴着眼镜，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杯子的盖把儿粘连好，继续使用。 这个杯子一直伴随着耿飚的晚年生活。
今天的醴陵瓷凭着“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被誉为“最荣耀的中国名瓷”，早已走向世界各个角落。在这些成就与光环的背后，我们都不应忽视毛泽东、耿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醴陵陶瓷的发展所倾注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