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的街坊告诉我的母亲，她从收音机里听到，某个农村公社的卫生院有位老中医，对于治疗精神病很有经验，所开的药也很见效。
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在“江北”，也就是松花江的北岸。当年，“江北”几十里内，除了农村，还是农村。
我的母亲要为我的哥哥去买药。一条收音机里都广播了的消息，使母亲心生巨大的希望，这是多么正常啊！
然而，我坚决反对母亲去。到江北往返都要过江桥——过江桥就得上下旋梯。冬季里，旋梯的铁踏板很滑，我担心母亲出意外。
母亲说：“无论怎样也得去一次，妈会小心的。”
我说：“那也不必你亲自去，我去好啦！”
我说服母亲同意了我的“主动请缨”。
从我家住的地方去往松花江畔，如果乘车的话，也只能乘三站到斜纹街口，三站都是短站，却往往要等上十几分钟。我觉得有等车的时间都可以走两站路了，而且乘车还要花一角钱，所以我就没乘车，索性往斜纹街走。
走到斜纹街，还要通过哈尔滨那条着名的中央大街。走到中央大街尽头，就走到了防洪纪念塔前，也就看到松花江大桥了——它在防洪纪念塔左边。
我穿得厚，走得急，刚到桥头便出汗了。旋梯果然滑，我十分庆幸踏上旋梯的是我而不是母亲。
下了江桥，但见眼前白茫茫一片，雪野直连天边，一时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空旷的天地之间，风更大了。
不远处，一道雪岗后有屋顶显现——屋顶也是白的，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
我决定朝那里走，心想：即使走的是相反的方向，也可以敲开哪户人家的门问清路线。当年没有手机导航，去往陌生的地方，全靠多问。
当年的江北没有水泥路，更没有柏油路，雪覆盖在沙土路上往往会将路面和两边的田野连成一片。如果路上再没有马车或卡车留下的印迹，那就更容易走偏了，会不知不觉走到田野里去，结果白走了冤枉路。所以我放慢了脚步，走一段停下来分辨一次。
经过了四五个村子，还真敲开一户人家的门问了一次。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那人民公社的卫生院。接着是领号、排诊。排诊的人还不少，都是慕名前来替亲人求医的。
一位农村大婶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之后，她又问我怎么来的。我说走来的。她吃惊地说：“孩子，那你起码走了十三四里地呀！”我不知再说什么好，只好笑笑。
她叹口气又说，她是为她女儿来抓药的，说罢落了泪。
那时的我还不会劝人，更加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起身请她排在我前边。她谢过了我，非但没往我前边站，反而动员别人让我排到前边去。排队的都是农村人，听那位大婶说我是从市区走来的，肯定还因为我是个孩子，都愿意让我往前排。这个也让，那个也让，结果我反而站在了最前边。
我很快就见到了那位出名的老中医。他没听我讲完哥哥的病情就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孩子，一定是别人没说明白，我不是精神病科医生，我是用祖传偏方治癫痫病的，这两种病是完全不同的病啊！”
我呆住了，忽然很想哭。
老中医又说：“孩子，别急，既然你大老远冲我的名气来了，那我就不应该让你空着手回去。这样吧，精神病人以精神镇定为好，我给你开几服起这种作用的中草药吧。你回去告诉你妈妈，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治愈精神病的药，不必再四处求医浪费钱了，能住院还是住院吧，精神病院是唯一能缓解这种病情的地方！”
他还叫来护士，让护士带我去抓药，并且郑重地指示：“别收这孩子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