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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快结束时，我看到了馄饨妈妈的讣告。
馄饨妈妈原先并不是摆馄饨摊的，而是我爸在研究所里的领导，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归国的博士。
馄饨妈妈是科研领军人物，大家之所以叫她“馄饨妈妈”，只是因为她有个儿子姓万，叫作“馄饨”（英文名的谐音）。
馄饨妈妈和我爸都是研究燃料催化的，馄饨爸爸老万是研究耐火材料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起科研事故中，老万不幸殉职。
馄饨是在国外出生的，比我大1岁，中文都说不利索还扬扬自得，被我修理了几回之后，就乖乖跟在我屁股后面当小弟。
馄饨出事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也是他爸殉职的第二年。
那年暑假的一天，我们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蹬着自行车去儿童公园。一整天，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晚上8点多，馄饨妈妈找到我家时，我才想起来，回程时，好像确实没看到馄饨。于是，我便赶紧下楼扯着嗓子把小伙伴都喊下楼，挨个儿找出去玩的人……然后，整个研究所的家属，连同父亲单位的保卫处、驻军警卫连，全部出动了。
一夜灯火通明，却毫无结果，直到第二天天亮时分，民警在儿童公园的人工湖里找到了馄饨。他的脚还被水草死死地缠绕着。
城里长大的孩子，根本不了解水草有多可怕。中文说得不太利索的馄饨，又不太合群，所以他溜到湖中玩水，其他孩子都没发现。
一个刚刚痛失丈夫的女人，又不得不面对失去独子的悲痛。虽然她是科研领军人物、祖国的栋梁之材，可她是个女人，更是个妈妈。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料理完儿子的后事，馄饨妈妈跟所里请了长假，又申请使用家属区角落的一处废弃铁皮房，摆了个馄饨摊——她要用这种方式，来祭奠自己的儿子。虽然所有人都为她深感惋惜，但又有谁能忍心拒绝一位妈妈祭奠儿子的要求呢？
——2——
馄饨妈妈的馄饨摊比所里的食堂更亲民。去她那儿吃饭的，大人收两毛，孩子们不收钱，都管饱，想吃多少，自己从脸盆里捞，吃完了自己把钱压在脸盆底下就行。
馄饨摊很小，只有两张大圆桌，但馄饨摊的老板身份实在有些特殊。开张那天，副市长亲自来捧场。我妈和其他几个孩子的母亲，则帮忙切菜、揉面、包馄饨。
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是，仅有的两张圆桌中，居然有一张连副市长来了都不能用。过了好一阵，馄饨妈妈才道出原委：“我没给我儿子做过几顿饭，要把那张桌子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替我儿子来吃我亲手包的馄饨。”
似乎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理由，但偏偏这句话，让包括我妈在内的所有妈妈，开始怀疑她的动机。
我妈说，馄饨出事，我必须负责任，那天去儿童公园的所有孩子，一个都跑不了。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把馄饨遗忘了，他死不了。
其他孩子的母亲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一位痛失爱子又精通化学的妈妈，到底会不会用极端的方式，来为自家孩子复仇，谁又能说清楚呢？
尽管馄饨妈妈百般解释，说是因为看到这些小家伙狼吞虎咽的模样，就仿佛感到自家孩子还活着，还在吃她亲手包的馄饨；而这些与她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每长高一点儿，她就知道自家孩子也该长高了。
然而，无论妈妈们信与不信，又有谁敢用自己孩子的性命作赌注呢？
最明智的方式，显然就是确保自家孩子远离那间铁皮房子，而每位手持棍棒轮流上岗的“稽查队员”，面对任何一个敢于接近铁皮房的孩子，绝对会拿出她的看家本领。
于是，在妈妈们严重“妖魔化”的影响下，我们这帮从来不怕事儿大的熊孩子，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变着法子祸害馄饨妈妈。比如，用弹弓将铁皮房子的玻璃窗打碎，甚至爬到铁皮房顶掏个窟窿往馄饨锅里撒尿。
这些，每位“执勤”的妈妈必定都看到了，但她们有理由出手制止吗？
——3——
馄饨妈妈是研究所的名人，她受欺负这事，很快就传到所领导的耳朵里。
作为孩子王之爹，我爸被研究所的高所长约谈了。
得知我的恶行后，他直接请假回家，顺手拎回一把半米长、一寸宽的钢板尺。
他是真火了：“你惹祸，我可以容忍。但你欺负一个女人，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妈下班回家后不干了，对着我爸一阵喊叫，却被我爸一句话顶得哑口无言：“你们这帮人，一天天净添乱。她要是真想害人，这座城市的人都活不了！”
当人类复杂的思想，遭遇至简的信任，一切胡思乱想和谣言只能不攻自破了。一个留过学的化学博士，手头上就有当时监管并不严格的各种剧毒氰化物。她要想投毒，还用拐弯抹角地摆个馄饨摊等着警察抓？
那是我妈唯一一次哭着跟我道歉。接着，她又拉着遍体鳞伤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馄饨妈妈面前。馄饨妈妈明显被吓了一跳，立即扶起我妈：“嫂子，你这是干吗呢？我还挺喜欢这帮小家伙在我面前淘气呢……”
然而，馄饨妈妈没说几句，自己也忍不住哭成了泪人，她确实受委屈太久了。
那些闻讯而来的妈妈，也纷纷抱头痛哭。也只有妈妈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位失独母亲的辛酸，尤其在她们完全放下芥蒂之时。
那天之后，馄饨摊那张始终空置的圆桌，终于被一群在铁皮房顶上撒过尿的小崽子给挤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