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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说，馄饨妈妈真正在意的，就是我们那一批孩子。因为我们与馄饨同龄，更是馄饨生前最亲密的小伙伴。我爸也说，其实从我们上初中开始忙碌起来后，馄饨妈妈已经走出了失独的心理阴影。她也想过回到工作岗位，但又实在放不下一代代挤进铁皮房、管她叫“妈妈”的孩子。
其实，不仅我的父母，又有几个家长能忍心看着一个女博士天天这样给孩子们当“饲养员”呢？
馄饨妈妈确实跟所里提出过复职申请，但她又同时要求，得跟学生们一起放寒暑假，以便照顾馄饨摊前的孩子，工资待遇方面她都不计较。
但在多重原因之下，馄饨妈妈的复工申请，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本就左右为难的馄饨妈妈，干脆撤回了自己的复职申请，又办了离职手续，直接在本市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里找了份工作。当大学老师，不但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本领，还能和学生们一起放寒暑假。平时不上课的时候，她还有精力继续照看她的馄饨摊，继续听孩子们管她叫“馄饨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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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随着本市房地产开发浪潮的侵袭，父亲单位那块本就在市区里而且又依山傍水的宝地，自然被许多开发商盯上了。馄饨妈妈的那间位于住宅区入口的破铁皮房，第一个被纳入待拆除清单。
这个消息传开后，研究所的生活区彻底炸锅了。
当天傍晚，我带了一大帮哥们儿从学校赶回去，扞卫这间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童年记忆的铁皮房。
隔了太多年，几个哥们儿再爬上铁皮房顶也没那么利索了，但站上去后，就用大喇叭开始喊叫：“拆别的跟我们没关系，但拆馄饨妈妈的铁皮房，绝对不行！”
在还算和谐的气氛中，我们和开发商就那样僵持着。大家都在心知肚明地等待，等待着馄饨妈妈回来。
从学校赶回来的馄饨妈妈，在众人的帮助下也爬上了房顶。我以为她想喊两嗓子，便把大喇叭递给她，结果被她抬手打了一巴掌。
馄饨妈妈哭了，哽咽着说：“你们要是还认我这个妈，现在就给我回家老实待着！”
大伙儿都愣住了，这可真是她第一次动手打我们。
馄饨妈妈接过大喇叭喊道：“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们不能给国家添乱，什么事都可以好好沟通。大家要是认我这个孩子们的妈妈，还是请回家吧，千万不要再闹事了！”
众人茫然，但没有人挪动。
馄饨妈妈急了，直接给大家跪下了。
她这一跪，人群立即像潮水一般四散而去。
我们扶起她的时候，她抱着我们哭得像个孩子。我们太了解她了，没有人比她更想保留这间铁皮房，但为了我们，她宁可失去这个有关她的孩子馄饨的最后记忆。
2000年9月，当在铁皮房吃饭的最后一批孩子走进校园后，用脸盆装馄饨的故事，彻底结束了。年近半百的馄饨妈妈，也回到了真正属于她的那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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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年龄永远是秘密，尤其像馄饨妈妈那种心地善良又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女人，孩子们的天真烂漫，早就帮她赶走了岁月的痕迹。参照我妈的年龄估计，她至今顶多70岁。
现在，她走了，真的去见她的孩子馄饨了，我又怎能不让她帮我给馄饨带个话，说声亏欠了太多年的“对不起”呢？
不幸的是，她走的时候，刚好是本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但幸运的是，我正在做生鲜品运输，所以有一张在疫情管控期间驾车上路的通行证。
清晨5点，天蒙蒙亮，当一行人准备出发之时，驻军部队的指挥车居然闪着警灯来了。司机并没有下车，挥手示意我们跟着他，他带我们进入军事管控的科研区，一路驶过一栋栋壮观的科研大楼，特意在馄饨妈妈曾经奋斗过的大楼下停留了1分钟。
让人感动流泪的是，我们一路驶过的每栋大楼、每一盏亮着灯的窗口，都有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向我们挥手，贴在玻璃上的各种纸用马克笔写满了送别的话，诉说着他们的离别之情——这是疫情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科技工作者，在用他们的方式送别馄饨妈妈。
我一路鸣着喇叭驶出科研区后，又一头扎进生活区，一栋又一栋地绕着居民楼转。居民楼上，不少人从窗口探出身子，挥舞着各种纸牌子，上面写着诉说离别之情的话。即使他们不能亲自到场，也同样在用自己的方式，送别这位让所有人尊敬的馄饨妈妈。
馄饨妈妈走了。今天可能不会再有她那样“自甘平庸”的故事，更不会再有用脸盆装馄饨的壮举了。但所有从脸盆里捞过馄饨的人，永远忘不了她。
她已经与过去那些岁月“同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