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我大约2岁吧，父亲中午回家吃完饭，又要匆匆赶回办公室去。我不依，抓住他宽边的腰带不让他系上，说：“你系上这个就是要走了，我不要！”我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
那个年代的军人军纪如山，觉得迟到之罪近乎通敌。他一把抢回了腰带，还打了我——这事我当然不记得了，是父亲自己事后多次提起，我才印象深刻。父亲每提及此事，总露出一副深悔的样子。我有时想，挨那一顿打也真划得来啊，父亲因而将此事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
“后来，我就舍不得打你了。就那一次。”他说。
那时，2岁的我不想和父亲分别。半个世纪之后，我依然耍赖，依然想抓住什么留住父亲，依然祈祷说：“把父亲留给我吧！留给我吧！”
然而，祈祷没有如愿。
当年小小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不住父亲，半个世纪后，我仍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非走不可。
记忆中小时候，父亲总是带我去田间散步，教我阅读名叫“自然”的这部书。他指给我看螳螂的卵，他带回被寄生蜂下过蛋的蛹。后来有一次，我和五阿姨去散步，3岁的我偏头问阿姨道：“你看，菜叶子上都是洞，是怎么来的？”
“虫吃的。”阿姨当时是大学生。
“那，虫在哪里？”
阿姨答不上来，我拍手大乐。
“哼，虫变成蛾子飞跑了，你都不知道！”
我对生物的最初惊艳，来自父亲，我为此感激终身。
然而父亲自己蜕化而去的时候，我却痛哭不依。他化蝶远扬，我却总不能相信这种事竟然发生了，那么英武而强壮的父亲，谁把他偷走了？
父亲91岁那年，我带他回故乡。距离他上一次回乡，隔了59年。
“你不是‘带 他回去，是’陪 他回去。”我的朋友纠正我。
“可是，我的情况是真的需要‘带他回去。”
我们一行四人，父亲、母亲、我和护士。我们用轮椅把他推上飞机，推入旅馆，推进火车。火车离开南京城后不久，就到了滁县。我起先吓了一跳，“滁州”这个地方好像应该好好待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怎么真的有个滁州在这里。我一路问父亲，现在是哪一站了，他一一说给我听，我问他下一站的站名，他也能回答上来。奇怪，平日颠三倒四的父亲，连刚吃过午饭都会旋即忘了又要求母亲开饭，怎么一到了滁州城附近就如此凡事历历分明起来？
“姑娘（即姑母）在哪里？”
“褚兰。”
“外婆呢？”
“住宝光寺。”
其他亲戚的居处他也都了如指掌，这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吧？
“大哥，你知道这是什么田？”三叔问他。
“知道，”父亲说，“白芋田。”
白芋就是白番薯的意思，红番薯则叫红芋。
不知为什么，近年来他像小学生，总乖乖回答每一道问题。
“翻白芋秧子你会吗？”三叔又问。
“会。”
白芋秧子就是番薯叶，这种叶子生命力极旺盛，如果不随时翻它，它就会不断抽长又不断扎根，最后白芋就长不好了。所以要不断叉起它来，翻个面，让它不能多布根，好专心长番薯。
年轻时的父亲在徐州城里念师范，每次放假回家，便帮忙农事。我想父亲当年年轻，打着赤膊，在田里执叉翻叶，那个男孩至今记得白芋叶该怎么翻。想到这里，我心下有一份踏实，觉得在茫茫大地上，也有某一块田是父亲亲手料理过的，我因而觉得一份甜蜜安详。
父亲回乡，许多杂务都是一位叫安营的表哥打点的，包括租车和食宿的安排。安营表哥的名字很特别，据说那年有军队过境，在村边安营，表哥就叫了这个名字。
“这位是谁你认识吗？”我问。
“不认识。”
“他就是安营呀！”
“安营？”父亲茫然，“安营怎么这么大了？”
这组简单的对话，一天要说上好几次，然而父亲总是不能承认面前此人就是安营。上一次，父亲回家见他，他才1岁，而今他已是儿孙满堂的60岁老人了。去家离乡59年，父亲的迷糊我不忍心用“老年痴呆”来解释。两天前我在飞机上见父亲读英文报，便指一些单词问他：